杜甫诗知识归纳

时间：2024-11-22 10:16:53 炜玲杜甫

杜甫诗三首知识归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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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甫诗三首知识归纳

　　一、近体诗

　　与古体诗(又称古风)相对，是唐代出现的新诗体，严格讲究格律，分为律诗和绝句两种。

　　二、律诗

　　近体诗的一种，因有严格的格律而得名。形成于南北朝，定型于唐代。主要有五言、七言两种，简称“五律”、“七律”。全诗八句，每两句为一联，共四联。依次为首联、颔联、颈联、尾联。每联上句称出句，下句称对句。中间两联要求上下对仗。每句之内，句与句之间的平仄调配，有一定格式。但也有少许便通，有所谓“一三五不论，二四六分明”的讲究，即五律的第一、三字，七律的一、三、五字，可灵活，规定平可仄，规定仄可平;但第二、四、六字必须按平仄规定办事。全诗共四韵，首句可押可不押，第二、四、六、八句末必押韵，一般只押平声韵，并一韵到底。除五律、七律外，也偶有六言律，还有八行以上的长篇律诗，称为排律。

　　律诗的句式：

　　律诗的句式一般是每两个音节构成一个节奏单位，每一个节奏单位相当于个双音词或词组。音乐节奏和意义单位基本上是一致的。例如：

　　无边落木萧萧下，

　　不尽长江滚滚来。

　　律诗的结尾往往是以三字结尾，这最后三字保持相当的独立性。这就说，虽然三字尾还可以细分为二一或一二，但它们总是构成一个整体。如果是五律，后三字和前二字是分成两个较大的节奏;如果是七律，后三字和前四字是分成两个较大的节奏。

　　三、怀古诗

　　怀古又叫咏史，是我国古代诗题之一。怀古是借古事以抒发感情，讽喻现实的诗歌。怀古诗的重要特点是讽喻现实。为达到讽喻现实的目的，诗歌通常是对古人古事进行爱憎分明的议论，通过议论来影射现实。《咏怀古迹》是杜甫游览昭君村古迹后写的，只有八句诗，却把王昭君的生平大略概括地写了出来，情感线索贯空其间。“群山万壑赴荆门，生长明妃尚有村”，明妃生长之地钟灵毓秀，作者有珍惜之情;“一去紫台连朔读，独有青冢向黄昏”，写明妃远嫁匈奴，只留坟墓孤立在黄昏之中，作者有惋惜之情;“画图省识春风面，环佩空归夜月魂”，汉文帝只凭画图辨认昭君的容貌，而她嫁之后，衣服和饰物留在汉朝，她的思念还和夜晚的月亮一样向往着汉朝，作者凭吊中，有恻伤之情;“千载琵琶作胡语，分明怨恨曲中论”，昭君弹奏着琵琶，曲子中充满着怨恨，流露出诗人对汉文帝的不满。整首诗充满了对这个远嫁异域的女儿的同情。

　　四、主要影响

　　诗歌成就

　　诗歌体裁与格律

　　杜甫的诗兼备众体，除五古、七古、五律、七律外，还写了不少排律、拗体，运用的艺术手法多种多样，是唐诗思想艺术的集大成者。杨伦说：“自六朝以来，乐府题率多模拟剽窃，陈陈相因，最为可厌。子美出而独就当时所感触，上悯国难，下痛民穷，随意立题，尽脱去前人窠臼。”

　　杜甫的诗歌在格律上，具有炼字精到，对仗工整的特点，符合中国诗歌的“建筑美”。另外，在体裁上杜甫有许多创新，例如他在五七律上的创造性也是他文学创作的独到之处。

　　诗歌内容

　　杜甫的诗歌作品，大多反映了当时的社会面貌，题材广泛，寄意深远，尤其描述民间疾苦，多抒发他悲天悯人的仁民爱物、忧国忧民情怀，杜诗有诗史之称，这种说法最早见于晚唐，“杜逢禄山之难，流雍陇蜀，毕陈于诗，推见至隐，殆无遗事，故当号为诗史”。到宋时成定论，但诗史之义各有各说。人有以史事注杜诗，认为杜诗为纪实的诗，可以补史证史，所以称为诗史。这种说法只重史事之虚实真假，而轻视诗的情感特性。有人认为杜甫具史识史见，其笔法之森严，可媲美汉朝历史学家司马迁。而诗有评人评事者，皆可“不虚美，不隐恶”，故号诗史。此说可取。另一说是，杜甫之诗之所以号诗史，因其悲天悯人，感时伤事，这种说法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可取的。

　　在杜诗的各种体裁中，律诗占有极重要的地位。杜甫写时事的诗，多为便于叙事的古体诗。他在古体上有巨大成就，但他的律诗，在诗歌艺术上的成就却更为辉煌。

　　杜甫律诗的成就，首先在于扩大了律诗的表现范围。他不仅以律诗写应酬、咏怀、羁旅、宴游，以及写山水，而且用律诗写时事。以古体写时事，较少受限制，杜甫多数写时事的诗都是古体；用律诗写时事，字数和格律都受限制，难度更大，而杜甫却能运用自如。他这部分写时事的律诗，较少叙述而较多抒情与议论，如《秋笛》《即事》《王命》《征夫》等。为扩大律诗的表现力，他以组诗的形式，表现一些较难表现、较宽泛的内容，五律和七律都有这样的组诗。五律中的《秦州杂诗二十首》，便集中地表现了他在秦州时的心境。写于客居夔州时的《洞房》《宿昔》《能画》《斗鸡》《历历》《洛阳》《骊山》《提封》，虽未标出总题目，但就内容言，实是组诗。《洞房》为上述八诗之首，在诗中，杜甫由系舟峡江，因秋夜景色而引发对宫掖凄凉的联想。由今日宫掖之凄凉，而忆及往日宫中行乐之种种情形，于是有《宿昔》《能画》《斗鸡》诸篇，极写当年宫中之行乐；第五首《历历》是转折，由安史乱前转向乱后；第六首《洛阳》写洛阳陷落，叛军进逼长安，玄宗出走；第七首《骊山》写骊山已无昔日繁华，寂寞凄凉，不胜今昔之感；第八首《提封》为总结，反思、议论，作者希望皇帝能行俭德，用贤人，戒兵火，加恩四海，则世事尚有可为。八首诗前后照应，情思脉络连贯，而表现的范围则是一首律诗所难以表达的。

　　杜甫以律诗写组诗最为成功的，是七律，如《咏怀古迹五首》《诸将五首》，特别是《秋兴八首》，可以说是杜甫律诗中的登峰造极之作。这组诗写于滞留夔州时期。此时安史之乱虽已结束，而外族入侵，藩镇叛乱，战争仍然不断。挚友已先后离开人世，杜甫仍漂泊沧江，且疾病缠身。山城秋色，引发他的故园之思和对于京华岁月的怀念，回顾一生，感慨万端。八首诗就是在这一思想脉络上展开，层层深入。《秋兴八首·其一》说：

　　玉露凋伤枫树林，巫山巫峡气萧森。江间波浪兼天涌，塞上风云接地阴。丛菊两开他日泪，孤舟一系故园心。寒衣处处催刀尺，白帝城高急暮砧。

　　江峡秋色牵动滞留夔府孤城的寂寞心绪，也牵动故园之思。由丛菊两开引发留夔两载辛酸岁月的感慨，引发对于故园的思念。正沉浸于回忆与思念之中，忽又为白帝城的四处砧声所惊断，于是有《秋兴八首·其二》。第二首又从现实开始，进入感慨与回忆：

　　夔府孤城落日斜，每依北斗望京华。听猿实下三声泪，奉使虚随八月槎。画省香炉违伏枕，山楼粉堞隐悲笳。请看石上藤萝月，已映洲前芦荻花。

　　从落日啼猿、孤城怅望中产生的身世飘零之感，引发对于往日曾叩近侍的回忆，又是感慨万千。正沉浸在回忆与感慨里，忽又被山城悲笳惊醒，回到现实。时光流逝，已是月上中天，叹时光而伤沦落，于是有《秋兴八首·其三》：

　　千家山郭静朝晖，一日江楼坐翠微。信宿渔人还泛泛，清秋燕子故飞飞。匡衡抗疏功名薄，刘向传经心事违。同学少年多不贱，五陵衣马自轻肥。

　　这一首从时光流逝叹抱负落空，引发对于朝廷用非其人的不满，于是有《秋兴八首·其四》：

　　闻道长安似弈棋，百年世事不胜悲。王侯第宅皆新主，文武衣冠异昔时。直北关山金鼓震，征西车马羽书驰。鱼龙寂寞秋江冷，故国平居有所思。

　　这一首是对于国家命运的忧念。意谓政局变更，边境战火不断，国家前途可忧，而自己穷老荒江，无法报国，空有忧思而已。后四首一次又一次地反复着忆往昔、感盛衰、伤沦落、叹身世。这八首诗要表现的是一种深沉复杂的感情，交错着感慨、回忆、思念与对于时局的看法。要用一首诗来把这些复杂的、低回不尽的感情表达出来不容易做到，或者说不容易表现得淋漓尽致，而用组诗则可以做到这一点。以律诗写组诗，极大地扩大了律诗的表现力，这是杜甫在律诗发展史上的贡献。

　　杜甫把律诗写得纵横恣肆，极尽变化之能事，合律而又看不出声律的束缚，对仗工整而又看不出对仗的痕迹。如《闻官军收河南河北》：

　　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却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诗书喜欲狂。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

　　全诗把一种骤然到来的狂喜心情表现得淋漓尽致，用“忽传”“初闻”“却看”“漫卷”这些动词，加强了突然性和随意性色彩；用“即从”“便下” “穿”“向”等词，连接四个地名，造成风驰电掣的气势。表达的方式，如同散文一般，感情流畅，连贯性、整体感极强，毫不受律体的束缚。他在寓居夔州以后所作的诗，这方面的成就，更是达到炉火纯青的地步。被杨伦称为“杜集七言律第一”的《登高》，就是这样的一首诗：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艰难苦恨繁霜鬓，潦倒新停浊酒杯。

　　风急、猿啸、鸟飞、木落，伴以滚滚而来的江水，整个境界卷入到急速的流动之中。然后是一声深深的叹息。他用了那么多在动作上连贯性极强的动词，造成全诗的流动感和整体感，使人读来有一气浑成之感。但细究起来，全诗在声律句式上，又有极精密的考究。八句皆对，首联句中也对。严整的对仗被形象的流动感掩盖起来了，严密变得疏畅。首联上句第一字仄声换成平声，下句第一字平声换成仄声，一开始便用轻重的变化增加了两个节奏。“猿啸”处本应是二仄声，他为了使“天高”与猿声连着表现一种高扬凌厉的情调，用了一个平声字“猿”，三个平声连续上扬，“啸”仄下沉，两头均有一个急速的起伏，最后一个“哀”字，扬而不返。这首句在通过对平仄的精心安排来表现声象上，十分精彩。

　　杜甫律诗的最高成就，被认为是“在于把这种体式写得浑融流转，无迹可寻，写来若不经意，使人忘其为律诗”。如在《江村》一诗中，他以亲切随便的语气说出，不露对仗与声律安排的痕迹。而在《春夜喜雨》中，上四句用流水对，把春雨神韵一气写下，无声无息不期然而来，末联写一种骤然回首的惊喜，格律严谨而浑然一气。《旅夜书怀》也是此类的名篇。

　　杜甫自己说：“晚节渐于诗律细。”又说：“老去诗篇浑漫与。”这正是他对律诗的主要追求。“诗律细”不仅在于声律的精心安排，也在于从严谨中求变化，变化莫测而不离规矩。有时他为了表达某种感情的需要而写拗体，晚年七律拗体更多。这种拗体与七律初期出现的某些不合律现象是不同的，它是成熟之后的通变，表现为变化中的完整。

　　杜甫律诗的又一成就，在句与字的锤炼，加大字与句的容量；常用倒装、叠字，使句式富于变化。他炼字，用力之处在表现神情韵味，即清人刘熙载所说的“少陵炼神”。杜甫的用字，常常达到一字之下，他人难以更改的地步。他善于用动词使诗句活起来，用副词使诗疏畅而富于转折。他还善于用颜色字以强化某种情感色彩，用叠字以创造氛围，用双声叠韵以使诗的声调更加和谐悦耳，用俗字口语使诗读来更加亲切。炼字，是杜甫的自觉追求。他说过：“为人性僻耽佳句，语不惊人死不休。”是用了很大的精力在这方面上的。

　　诗歌艺术风格

　　杜诗的主要风格特征是沉郁顿挫，用杜甫自己的话说，即：“至于沉郁顿挫，随时敏捷，而扬雄、枚皋之徒，庶可跂及也。”沉郁，是感情的悲慨壮大深厚；顿挫，既指声调的抑扬起伏，如善用拗体，也指感情表达的波浪起伏、反复低回。

　　沉郁顿挫风格的感情基调是悲慨。杜甫是一位系念国家安危和生民疾苦的诗人，他的诗有一种深沉的忧思，无论是写生民疾苦、怀友思乡，还是写自己的穷愁潦倒，感情都是深沉阔大的。他的诗蕴含着厚积的感情力量，每欲喷薄而出时，他的仁者之心、儒家涵养所形成的中和处世的心态，便将这种悲怆抑制，使它变得低回起伏。长篇如此，短章也如此。例如《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先叙抱负之落空，仕既不成，隐又不遂，中间四句一转，感情起伏，待到郁勃不平之气要爆发时，却又撇开个人的不平，转入对骊山的描写。由骊山上的奢靡生活，写到“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不平愤懑之情似乎又是要喷薄而出了，但在感情回旋之后，却变成了“荣枯咫尺异，惆怅难再述”的深沉叹息。在诗的后半段，个人的悲痛转变成了对百姓苦难的深沉忧思，留下了无穷韵味。《梦李白二首》也是这种回环反复表达感情的很好例子，梦中见其来，又疑其真来；分明他已真来，又疑其何以能逃出牢笼，定非真来；说他并非真来，又分明见其月色下的憔悴颜色。真真幻幻，表现的是浓到如酒的情谊，深沉低回，波浪起伏。《北征》《洗兵马》《壮游》《同谷七歌》《送郑十八虔贬台州司户伤其临老陷贼之故阙为面别情见于诗》以及《秋兴八首》均属此例。沉郁顿挫，是杜诗的主要风格。

　　除了沉郁顿挫之外，正如胡震亨所说，杜甫的诗“精粗巨细，巧拙新陈，险易浅深，浓淡肥瘦，靡不毕具”，还有多样的风格。在杜诗的多种风格中，萧散自然是又一重要特色。闲适情趣，安静明秀的境界，细腻的景物描写，形成了这一特色。如在《水槛遣心二首·其一》中，杜甫描写了鱼鸟自得其乐的场景。在一片宁静的氛围里，生一份闲适愉悦情思。在《江亭》《漫成二首·其一》《遣意二首·其二》《徐步》《独酌》《绝句漫兴九首》等诗中，都有这种萧散心境、闲适情趣的体现。这类风格最有代表性的，是《江畔独步寻花七绝句》，这组诗把萧散自然的情怀抒写得从容和优雅，令人神往。

　　杜诗的不同风格的形成，与杜甫不同时期的不同境遇，或者同一时期的不同心境似有关系。当生活坎坷，颠沛流离，或处于战乱之中时，他的家国之思，身世之感，便自然涌出，悲歌慷慨。这时的诗，往往便表现为沉郁顿挫。长安困顿、陷落“贼中”、华州廊州时期、陇蜀道上、夔州以后的诗，多数是这类风格。当他生活稍为安定时，他就写一些萧散自然的诗。如在成都草堂的一段时间，就有不少这类作品。

　　诗歌意象

　　杜诗对意象选择的个性化，是杜诗语言的基础。常在杜诗中出现的意象，例如古塞、秋云、猿啸、残炬、急峡、危城、孤舟、落花、落日等自然景观，以及织女、老妇、老农、嫠妇等普通百姓，还有官吏、将军、恶少等权贵势力，都表现了杜甫对“中兴济世的热切，对淆乱乾坤的指斥，对横行霸道的愤慨，对漂泊流离的悲伤，对生灵涂炭的悲悯，对物力衰竭的惋惜，对博施济众的赞美”[16]，而正是这些沉重情感的表达，使得杜诗的语言趋于“沉郁顿挫”。

　　吴沆《环溪诗话》评杜甫晚期诗句“恣肆变化、阳开阴合”又云：“惟其意远，举上句，即人不能知下句”。吴沆又说：“凡人作诗，一句只说得一件事物，多说得两件。杜诗一句能说得三件、四件、五件事物；常人作诗，但说得眼前，远不过数十里内，杜诗一句能说数百里，能说两军州，能说满天下，此其所为妙”。

　　诗歌精神及影响

　　元稹在《唐故检校工部员外郎杜君墓系铭并序》中说杜甫“尽得古今之体势，而兼人人之所独专矣”，即称他兼有各家之所长。宋人秦观也认为杜甫“穷高妙之格，极豪逸之气，包冲淡之趣，兼俊洁之姿，备藻丽之态，而诸家之所不及焉”，能“集众家之长”。现代研究者指出：“杜甫的集大成，首先是他身上集中了中国文化传统里的一些最重要的品质，即仁民爱物、忧国忧民的情怀。”在他的诗中，可以感受到与屈原相似的深沉忧思。在杜甫的诗里，既有仁政思想的传统精神，又有司马迁的实录精神。这些精神虽然不是诗歌传统自身，但却决定了杜诗的基本品质，说明了这些品质的来源。

　　就诗歌传统自身而言，杜诗的叙事与议论受到《诗经·小雅》的影响。而其悲歌慷慨的格调，又与《离骚》相近。它的缘事而发，则来自乐府传统。它浓烈的抒怀、细腻的感情，与建安诗歌有关。在诗的表现方法、表现形式上，他吸收的就更为广泛而多样。叙述夹议论，有“小雅”的因素，有赋的铺排技巧，有乐府的影响，也有史笔的痕迹。杜甫的五言古诗广泛接受魏晋南北朝诗人的影响，如王粲、曹植、阮籍、谢灵运、陶渊明等。五言、七言律诗则可以说吸收了这两种体式发展过程中的一切经验；五律则主要学杜审言。而最重要的，杜甫是充分吸收盛唐诗人创造兴象、创造意境的经验，把它融入叙事的技巧里，叙事而又有着意境的美。从语言或意象上可以看出，杜甫非常推崇曹植和建安诗人，推崇陶渊明和谢灵运、谢脁、鲍照、庾信，特别是阴铿、何逊，说自己“颇学阴何苦用心”。对于陈子昂、初唐四杰、孟浩然、王维、李白，他更是推崇备至。他主张转益多师，正是这一点，使其成为集大成者。

　　清代三十六诗仙图卷之杜甫

　　从唐诗的发展历史中看，杜甫是一位承先启后的人物。杜诗是唐诗发展的一个转折。由于杜诗兼备众体而又自铸伟辞，积累了极其丰富的艺术经验，有许多层面，这也就为后来者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各种可能。中唐以后，白居易、元稹继承了杜甫缘事而发、写生民疾苦的一面，且受到杜甫五言排律夹叙夹议的影响；韩愈、孟郊、李贺则受到杜甫的奇崛、散文化和炼字的影响；炼字在晚唐更发展成苦吟一派；李商隐的七律得力于杜甫七律的组织严密而跳跃性极大的技法。他们都学杜甫的一枝一节，而开拓出新的诗派。宋以后，杜甫的地位更高。近千年来，治杜之风不绝（以上内容参见“主要作品”目录）。这种影响衣被后人，直至现代而不衰。

　　杜甫更为重要的影响，是在思想情操方面。他的系念国家安危，同情生民疾苦，为历代士人所崇仰，在士人人格的形成上，有不可估量的影响。如南宋的文天祥兵败被俘后，在狱中作了200首集杜甫五言诗，自序里说：“凡吾意所欲言者，子美先为代言之。”

　　杜甫不只在中国流名，还扬名海外。朝鲜世宗朝集贤殿学士主持编纂《纂注分类杜诗》，朝鲜成宗朝柳允谦等人主持编纂《分类杜工部诗谚解》（即《杜诗谚解》，1481年颁布刊行令），将杜诗翻译成谚文。在朝鲜王朝统治前期，出现了以“杜甫”为中心的新诗学文人集团。到朝鲜正祖时，先命朝鲜摘文院汇编《杜律分韵》、朝鲜弘文馆汇编《杜陆律分韵》，又“御定”《陆律分韵》《二家全律》《杜陆千选》，并先后出版，正祖由此被赞为“圣人犹好草堂诗”。杜甫对日本文学影响相对较晚，直到17世纪他在日本拥有和在中国一样的名声。杜甫对松尾芭蕉的影响尤深。杜甫也是美国作家雷克斯罗斯（Kenneth Rexroth）最喜欢的作家。

　　文章成就

　　杜甫的遗文，今存辞赋、赞、序、表、状、记、述、碑、志、祭文等共20多篇，成就虽不及其诗，但像《雕赋》《祭故相国清河房公文》以及《八哀》《剑器行》等诗的序言，兼具学问与文采，亦颇可观。

　　书法成就

　　杜甫书法《严公九日南山诗》拓本

　　杜甫家学渊源深厚，祖父杜审言“工书翰，有能名”，父亲杜闲也长于书法。在父祖影响下，杜甫自幼研习书法，“远师虞秘监（虞世南）”，并能做到“九龄书大字，有作成一囊”。家学及师承，使杜甫的书艺达到了较高的水平，陶宗仪《书史会要》称其“楷隶行草无不工者”。其书迹传世者，据说仅有《严公九日南山诗》拓本（现存于四川巴中县南龛的一通摩岩石刻）。但研究者认为，该书并非杜甫所作，而是晚清时期，好事者将一通宋代万公南山诗石刻改头换面的伪作。

　　与杜甫所交游的书法家有李白、王维、李邕、郑虔、顾诫奢、张彪、李潮等。现存杜诗中，有不少涉及书法，与他并世诗人相比，为数可观。在《李潮八分小篆歌》中，杜甫提出了自己书学观念的核心：“书贵瘦硬方通神。”“瘦硬通神”，即书法讲究骨力，以瘦硬为上，“瘦硬”方能“通神”。杜甫这一理论的提出，不仅仅是对开元时期崇尚肥腴时风的针砭，更是对隋唐至开元时期优秀书法作品的精准评判，加以自己其“诗圣”的独特地位，影响了其后书法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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