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史秦起宗传古诗原文及翻译

时间：2024-07-13 07:34:04 啟宏古诗

元史秦起宗传古诗原文及翻译

　　在日常生活或是工作学习中，大家都接触过古诗吧，古诗的篇幅可长可短，押韵比较自由灵活，不必拘守对仗、声律。那什么样的古诗才是好的古诗呢？以下是小编为大家收集的元史秦起宗传古诗原文及翻译，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元史秦起宗传古诗原文及翻译

　　原文：

　　秦起宗，字元卿，其先上党人，后徙广平洺水县。起宗生长兵间，学书无从得纸，父削柳为简，，写以授之；成诵，削去更书。年十七，会立蒙古学，学辄成，辟武卫译史。御史中丞塔察儿爱其才，迁中台译史。仁宗即位，转中书译史，累迁太子家令司典簿官，上言：“东宫，官属，辅导德义，财赋非所治也。”朝廷是之。迁南台御史。建康多水，或实灾而有司抑之，或无灾而诉灾，起宗微行得实，人以为神明。文宗初立，命威顺王征八番。是时，蜀省囊加台拒命未平，起宗极言武昌重镇，当备上流之师，亲王不可远去，力止之。及王入见，帝谓曰：“八番之行，非秦元卿，几为失计。”朝议以起宗治蜀，幕府，忘其名，曰秦元卿，帝引笔改曰起宗，其眷注如此。拜中台御史，劾中丞和尚受人妇人贱买县官屋不报起宗从台官入见跽辩久之敕令起起宗不起会日暮出明日，立太子，有赦，起宗又奏：“不罪和尚，无以正国法。”和尚服辜。帝曰：“为御史，当如是矣。”又劾闽宪卜咱耳窃父妾以逃，其父愤死，渎乱天常，流之岭南。自是尽言无讳，皆见听用。迁都漕运使，帝召谕之曰：“漕输事多废阙，赖御史治之尔。”出为抚州路总管，至官，有司供张甚盛，问其费所从出，小吏不敢隐，曰：“借办于民。”遂亟使归之，几席仅给而已。自是官府僚佐有宴集，成礼即止。因谕众曰：“我素农家，安俭约，务安静，庶使吾民化之。”居一岁，以老去官。明年，以兵部尚书致仕，居一岁，卒，谥昭肃。

　　译文：

　　秦起宗字元卿，祖籍上党，后迁居广平洺水县。秦起宗生长在军队中，读书无法得到纸，其父削柳木为片，写好后教他；能背诵后，削去再写新的内容。十七岁时，适逢设立蒙古学，他一学就会，被征召为武卫译史。御史中丞塔察儿爱惜他的才能，升任他为尚书省译史。元仁宗即位，他又转迁任中书省译史，屡次升迁太子家令司典簿官，上奏说：“东宫的属吏，辅佐引导道德信义（是职责），财物不是（应该）管理的。”朝廷认为他是正确的。又升任南台御史。建康（南京）是多水的地方，有时确实遭灾而官员压制不报，有时无灾却上报有灾，秦起宗微服私访得到了实情，人们都认为他很英明。元文宗即位，命令威顺王征讨贵州苗族八番。这个时候，四川行省平章政事兼宣政院使囊加台造反没有平息，秦起宗竭力陈说武昌是重镇，应防备上游的军队，亲王不能离开湖广远去，极力阻止了这件事。等到威顺王入朝谒见，文宗对他说：“征讨八番的行动，要不是秦元卿，几乎失策。”朝廷议论让秦起宗治理蜀地，幕府忘了他的名字，说秦元卿，文宗提笔改正“起宗”，皇帝对他的关注达到如此程度。授上书省御史，弹劾中丞和尚接纳妇女、贱买县官房屋，（却）没有批复。秦起宗跟从台官入宫进见，长跪争辩了很久，皇帝命令他起来，他不肯起来，到太阳快落山的时候，就出来了；第二天，立太子，有赦免命令，秦起宗又上奏：“不处罚和尚，不能正国法。”和尚服罪。皇帝说：“做御史，应该像这样。”又弹劾福建地方长官卜咱耳，曾与父亲的妾私奔，其父气死，使天常混乱，（最后）被流放到岭南。从此，畅所欲言，无一点忌讳，都被听从并予采用。升迁都漕运使，皇帝召他来，对他说：“漕输之事，多遭损坏，依靠你去治理。”出任抚州路总管，到任之日，（当地）官吏举行宴会，非常丰盛，秦起宗询问费用由谁出，小吏不敢隐瞒，说：“从百姓借取。”于是马上让他们还回去，桌子上的东西够吃就行了。从此，官员和下属有宴饮集会，使礼完备就行了（停止）。于是告诉大家说：“我本是农家子弟，安于俭省节约，追求安宁平静，希望让我的百姓改变这种风气。”居位一年，因年老辞官。第二年，以兵部尚书之职（身份）退休，又过了一年，去世，谥号昭肃。

　　作品简介

　　元朝是中国境内一个古老的少数民族——蒙古族建立的封建王朝。蒙古族兴起于黑龙江上游额尔古纳河东部，后来逐渐散布到蒙古高原的广大地区。

　　成吉思汗建国以前，蒙古人还没有文字，后来借用畏兀儿文写蒙古语，创制了畏兀儿字的蒙古文。到1260年，忽必烈又命国师八思巴用藏文创制“蒙古新字”，作为官定的蒙古文。因此蒙古建国前和建国后的一段历史，都是后来追述的，比较简略，也有错误。蒙古太宗（窝阔台）到宪宗（蒙哥）时期编成的史书《元朝秘史》，就是用畏兀儿字的蒙古文写成的。这部史书对了解十二至十三世纪上半期蒙古族历史有重要价值。

　　元世祖中统二年（1261年）。由参知政事王鹗建议，忽必烈始设翰林国史院，开始纂辑国史。至元年间，又设立蒙古翰林院，专用蒙古文记录史事。这些机构的设立，使元朝除了元顺帝的“实录”缺失，其他十三帝都有较为完整的“实录”，为撰修《元史》提供了主要史料依据。后来由于元朝末代皇帝元顺帝无实录可据，明太祖为了弥补元顺帝一朝历史，派欧阳佑等十二人为采访官，到北平（今北京）、山东等地，搜集史料，以备续编。

　　另外，历代的《后妃功臣列传》也是《元史》本纪和列传的重要资料来源。

　　元朝的典章制度史也不少，主要有《皇朝经世大典》（《元史》中的《志》和《表》主要取材于此）八百八十卷、留存到今的《元典章》、王祯的《农书》、郭守敬的《授时历经》等，这些都是修《元史》的重要参考材料。

　　此外，还有些史料杂著，如宋人著的《黑鞑事略》、《蒙鞑备录》、《长春真人西游记》等，也是修《元史》的材料来源。《元史》依据上述材料成书，因而具有原始史料丰富的特点。

　　史料价值

　　朱元璋在建国之初，立即着手组织《元史》的编纂，征集史臣和色目人编次成书，主要出于政治上的需要。他的意图是以此来说明元朝的灭亡和明朝的兴起都出于天命”，而他自己则是“奉天承运”的真命天子。因为明修元史多照抄史料，所以保存了大量原始资料，使它具有比其他某些正史更高的史料价值。元朝的13朝实录和《经世大典》已经失传，部分内容只是靠《元史》才得以保存下来。《元史》的本纪和志占全书一半，而本纪又占全书近1/4，保存了大量失传的史料。列传部分，由于元代史馆的资料就不完备，汉人（特别是文人）常有碑传资料可以参考，而一些蒙古名臣的资料常常无处可找，因此立传的不及一半。就列传中的蒙古、色目人而言，其中一部分人已没有别的史料可供参考，后世对这些在当时很有影响的历史人物的事迹只有通过《元史》才能了解。《元史》的编修者违反一般的修史惯例，把一些儒家学者认为不值一提的史实也记入《元史》。如本纪中记载作佛事，礼乐志中记载游皇城，列传则把佛教、道教人物排在最前面，其次是方伎传。这些内容虽还有悖惯例，但恰恰反映了元代真实的社会情况，对研究金朝、元朝时期佛教，尤其是道教各流派的情况提供了重要资料。对于《元史》的批评，主要认为它的编纂工作过于草率，没有认真的融合贯通，基本上都是利用已有的文献资料，略加删削修改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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