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庭坚诗歌理论分析
在学习、工作或生活中，许多人对一些广为流传的诗歌都不陌生吧，诗歌语言言简义丰，具有凝练和跳跃的特点。还苦于找不到好的诗歌？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黄庭坚诗歌理论分析，仅供参考，欢迎大家阅读。
黄庭坚的诗歌理论对后世影响深远。我们可以研究其诗歌理论的独特之处，并着重探讨了理论中与读书之关系的重要性，以及其独特的诗歌理论对后世具有极为重要的价值和意义。
黄庭坚是江西诗派的实际开创者，在宋代诗坛上占据重要的地位。他的诗歌成就以及在其影响下所产生的声势浩大的江西诗派成为诗歌史上的一朵奇葩。《后村诗话》有云：“豫章稍后出，荟萃百家句律之长，究极历代体制之变，搜讨古书，穿穴异文，作为古律，自成一家，虽只字半句不轻出，遂为本朝诗家宗主。”《诗林广记》亦云：“山谷自黔州以来，句法尤高，笔力放纵，实天下之奇作，自宋兴以来，一人而已。”说“一人而已”未免夸张，但足可见世人对黄庭坚的肯定和推崇。黄庭坚在诗史上的地位主要由其诗歌理论所决定，他的诗歌理论主张被视为是江西诗派的主要创作纲领，虽历代学者评论对其褒贬不一，但其影响却不容小觑。本文仅就其诗歌理论与读书的关系从三面来谈谈其对后世创作的重要影响与意义。
一、“无一字无来处”与读书的重要性
“无一字无来处”是江西诗派的重要理论之一，在黄庭坚之前，宋人孙莘老对这个问题已有过类似的表述，说“老杜诗无两字无来历”说“老杜作诗，退之作文，无一字无来处”，自然有些夸张，但是，诗人要强调自己的某种主张的时候，总是要夸张的。不惊骇世俗，就无法引起世人的瞩目，也就难以产生影响;另外，如果说杜诗韩文“无一字无来处”也是说的通的。用列宁的一句话来诠释，就是只有继承全人类的文化遗产，才有可能达到时代的顶点。黄庭坚强调老杜诗的“无一字无来处”，其实其深层的意思之一就是多读书。
文学功底好比花果的种子，天生就有一种资质可以发芽成树，开花结果，但是种子有很多不发芽成树，开花结果的，因为它缺乏人工的培养。种子能发芽成树，开花结果，有一大半要靠人力，尽管它天资如何优良。人的文学创作也是如此。一个人纵然生来就有对文学特优的领悟，如果不下苦功夫修养，也必定是苗而不秀，华而不实。比如李白，虽然天生资质杰出，可是这位大诗人在学问上也下过苦功夫，李白在人生哲学方面有道家的底子，在文学方面从《诗经》《楚辞》直到齐梁体诗，他没有不费苦心研究过。与此相对应的古代成语“江淹才尽”从反面证明的文学创作中学问的重要性，这就是袁枚所说的“诗难其雅也，有学问而后雅”的真谛。
从另一个方面来说，文学创作也离不开前人学问的影响，严羽“古人未尝不读书”一针见血的指出了这种影响无处不在。不能以为“复古”，“拟古”就是倒退，其实“反复古”是一个神话，千百年来的文字规范不是那么好反的，独抒性灵写的诗都很粗糙就是一个很明显的例子。古人喜欢用典故，把历史本身符号化，如果一首诗歌很浅显，没有深度，对古人来说，一般是游戏之作。要超越一个成熟的符号化的文本世界很难，在文本世界里，现实提升到了同样的高度。后来的任何写作都要陷入这个世界。你要创造，都是从一个文本到另一个文本。写诗的人要进入这个文本，要发出自己的声音，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黄庭坚的“无一字无来处”，是在强调，作者必须进入文本世界的资源里。杜甫也说“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似乎是现实世界被架空了，那么他的“现实主义精神”从哪里来?社会历史学派在这里遇到了很大的苦难。杜甫由人格到诗格的备受肯定，是历史语境的需要。
其实，杜甫无意于史，诗歌并不因为写史就成为好诗。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更加容易理解黄庭坚的“无一字无来处”或者说黄庭坚的学问说，一方面，文学创作必须要将学问与性情相结合，另一方面，每个文人进行文学创作之时都不能于前人所做的学问绝缘而进行纯性情的创作，性情说是从魏晋南北朝的钟嵘到清代的袁枚一直都提倡的文学创作观念，但并不能因此而压低学问在诗歌创作中的地位，两者在文学创作中的关系是相辅相成的，而非非此即彼的。学问讲求证实，近于科学，而性情是偏于主观，注重兴味，借助意象和意境，抒发性灵。
但若一位强调个人情感的抒发而失去了相应的约束，则有失偏颇;而过度地将学问注入文学作品，势必导致诗歌情感的窒塞，杜甫说：“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可见杜甫也注重文学创作中学问的作用，但在这里我们注意的是这个“破”字，万卷要读得破，才能去其糟粕，取其精华;读得不破，则成为袁枚所说的抄书作诗，诗也失去了真性情。所以文学创作的问题不在于读不读书，而在于如何读法，不在于是否以学问入诗，而在于如何入法。读书读得破，书为诗用，方能不为诗累，若是在诗中卖弄学问，那么读书越多，性灵越窒塞。
出身于江西诗派而后出走的陆游讲诗外功夫。他说“江西末流无一字无来处不妨其为恶诗”。其实，功夫在诗外，不过是个常识，他不过是在当时的氛围里强调了这个常识，表现得比较响亮而已。我们对于古人的把握往往从当下地需要出发，很少从第三者的角度去评价，于是文学史一遍一遍地被重写，所做的不过是作家地位的平反，和史料的补充而已。就像前面所说的杜甫写史一样，陆游的功夫诗外也只不过是一种特定历史境遇的需要而已。所以当我们去理解黄庭坚和他的“无一字无来处”时，需要从更开阔的时间和历史境遇去理解。
二、“点铁成金”、“夺胎换骨”与多读书、创新之关系
在北宋的诗坛上关于黄庭坚的诗歌理论中，最为众说纷纷的是其诗化用经史、诗赋词语成句，借鉴前人立意、境界进行新的创造的，即所谓“点铁成金”、“夺胎换骨”之论。作为江西诗派的创始人，宋人对他的评价一直很高。黄庭坚虽然没有建构一部诗歌理论的专著，但是在他的题跋、序文、诗歌、书札之中存在着大量的关于诗歌的鉴赏意见。其中尤以“点铁成金”、“夺胎换骨”最为有名。“古之能为文章者，真能陶冶万物，虽取古人之陈言入于翰墨，如灵丹一粒，点铁成金也。”“诗意无穷，而人之才有限。以有限之才，追无穷之意，虽渊明、少陵不得工也。然不易其意而造其语，谓之换骨法;窥入其意而形容之，谓之夺胎法。”
“点铁成金”与“夺胎换骨”两个方法意思相近，要义却不尽相同。前者是总纲，意在从总体的意向上提倡多读书，多用书，指出渊博的知识与作诗之间的关系;而后者则是具体方法的例举，是从无数种方法中略举两种方法。一种是“不易其意”而换一种说法;一种是“窥入其意”，即摹仿规划其意而加以形容。不要以为这是一种无耻的文人行径。
我们经常会感受到表达的困难。准确的表达、高雅的表达、古典的表达、现代的表达、文学的表达、学术的表达等等，常常会使我们困惑。而当我们读到一位作者的特殊的表达，我们会从心底钦羡，意欲仿效。问之以方法，就会惊奇地发现，此种奥妙无它，仍是黄庭坚近千年之前所论也。当然，随着时代的发展，比之山谷，会有所创新，但是，精神却是一致的。“点铁成金”的基础首先是要多读书。山谷论诗，也是从主张多读书，善于用书入手。就像黄庭坚所说：“闲居当读《左传》、《国语》、《楚辞》、《庄子》、《韩非》，欲下笔略体古人之用意曲折处，久之乃能自铸伟词。”多读书之后，就自然会写诗了。
中国历代诗人都有借鉴前人诗句之时，即使是李白、杜甫这样的大家也不能免。像是民间的谚语所说的：“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作诗也会吟。”不过黄庭坚还告诉了我们怎样创新，怎样将古人的变成自己的。创新并非黄庭坚所独擅，应该说是宋人的时代精神，特别是宋诗的灵魂。黄庭坚的创新与前人的不同之处，如同对于读书问题的强调一样。譬如苏轼的强调创新，只是一种大致的指向：“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具体怎样创新，不用说初学者，就是有相当造诣的诗人也还是摸不着头脑。苏轼的这一类论述，实际上只是自己的逸兴发挥，只有黄庭坚这样级别的弟子能够心领神会，从而产生影响。事实上，黄庭坚的创新论，正是苏轼新思索的延伸和再创造。
其具体内容就是以“点铁成金”“脱胎换骨”为代表的理论。再与下一个时期的杨万里的创新论加以比较，就可以看出，杨万里的创新，嫁接在“诗法自然”的“活法”之上，是对苏轼时代的某种回归，而黄庭坚的创新论，则是嫁接在书本上，嫁接在人文精神上，它是元佑时代人文文化极大繁荣的产物，与欧苏时代的努力创造人文繁荣阶段不同，也与中兴时代的风云突变、跳脱书本、回归自然与社会生活的时代精神不同。所以，不但要从读书的角度，而且要结合创新精神――黄庭坚内涵的、独特的创新精神，来审视“点脱”论，才能识得庐山真面目。
黄庭坚本人的诗歌创作正是其“点铁成金”、“夺胎换骨”的实践。欧阳修“我亦只如常日醉，莫教弦管作高声”到黄庭坚笔下就变成“我自只如常日醉，满川风月使人愁”更为精练紧凑;杜牧“平生五色线，原补舜衣裳”被引为“公有胸中五色线，平生补衮用功深”，五言变为七言，意韵更丰富了。晏几道的“落花人独立，微雨燕双飞”就是出自五代翁宏的诗句，这是人人都知道的。没有晏几道的运用，也许这颗珍珠就永远地尘封于诗史的库藏之中而不被关注。黄庭坚说的“点铁成金”、“夺胎换骨”是一种具有独特创新意识”的法则，对前人的句法、句律、典故、艺术文法加以熟参，以心悟人，化为我用。这里以诗歌的：“意”喻“胎”，以诗歌的“语”喻“骨”，不变其“意”而造新“语”，就叫“换骨法”;变化其“意”而用原“语”形容之，就叫做“夺胎法”。这是一种融合自身思想的审美创造。
但是，历代评论家有很多不理解黄庭坚师法古人中的创新意识，把它讥之为向后看的“保守心态”。尤以“点铁成金”、”“胎换骨”最为评论家所诟病，金人王若虚竟讥之为“剽窃之黠者耳”，这恐怕是因为对黄庭坚的诗歌理论缺乏全面的检讨，不知其尚有“不为牛后”、“自铸伟词”的抱负，或视而不见。或对于“点铁成金”、“夺胎换骨”本身理解也是片面的。不知道黄庭坚的思想逻辑之重心是在“成金”，是在“换骨”。黄庭坚的“点”“夺”只是揭示了一条艺术规律，是公开了古今诗人的不言之秘，并非“以末为本，以流代源”。
三、“用典”、读书与自然天成的联系
大量用典是山谷诗的一个更加重要的特色。黄庭坚用典新奇，这与他诗可以求新的精神是一脉相承的，而且他用典密度大而又能精当、稳妥、细密，又十分灵活，他往往旁证博引，从经史子集、道书佛典中吸取诗料。这就强调了读书、用典与自然天成的联系。
苏轼论诗以为：“诗须要有为而作，用典当以故为新，以俗为雅。”黄庭坚对此作了发挥。黄庭坚对于读书是十分强调的，在这方面的言论特别的多。黄庭坚的目光凝视于书本的知识世界，凝视于前人作品中的技巧神韵。他认为多读书是一切“用典”的前提和基础。作诗讲求传统，讲求继承与突破，胸中无万卷书，笔下又何来“求新求奇”?诗歌创作的本质是不断创新，没有继承又何来创新?“新”与“旧”是相对的概念，没有“旧”也就无所谓“新”了。
况且人非天才，从书本中获得的艺术营养是提升自己欣赏品味与创造能力的捷径，古来圣贤谁不是胸藏万卷!黄庭坚的多读书论从本质上来说是很正确的，问题只是在于如何读书。历代许多评论者都认为黄庭坚的读书论只求技巧形式而忽略了诗歌注意珍贵的东西――思想神韵。
其实，黄庭坚的读书论是非常重视思想境界的。他在《与王观复书》中写到：“此病亦只是读书未精博耳。长袖善舞，多钱善贾，不虚语也……但当以理为主，理得而辞顺，文章自然出类拔萃。观杜子美到夔州后诗，韩退之自潮州还朝后文章，皆不烦绳削而自合”的境界。至于被后人大肆渲染的雕琢、锻炼只是达到这种境界的一种手段。只是熟读作品、掌握技巧之后，才能力图摆脱具体的技巧和前人作品的束缚，进入自由无待的化境，两者相辅相成，又包含着自我否定的创新精神。
多读书是用典的基础。明人王鏊有“诗好用典，自庾信始，其后流为西昆体，又为江西派，至宋末极矣”之语。其实，西昆派与江西派的用典是不同的。“西昆讲究用典但不讲究怎么用典，以至有将李义山撕扯破碎之消。”也就是说，面对丰富的文化遗产，西昆体的诗人像是爆发户一样，不知道应该怎样去享用这笔财富，结果或是叠床架屋，或是雕琢过重，欲雅反俗了。就像一个少女，由元白时代的天然本色，到西昆时代懂得了化妆，显然是一个进步。
但是，初次面对妆台施粉黛，她还不懂得应该“淡扫蛾眉”，难免施粉过重，反而遮掩了自己的天生丽质。到了黄庭坚的江西派，经历了诗文的革新运动对于平淡自然艺术的高扬，她们自然懂得了要有化妆的法则技巧，而且懂得了要化得不露痕迹，要在平淡自然的基础上化妆。所以江西诗派的用典，尤其是黄庭坚本人的用典是与他的读书论、他的“不烦绳削而自合”创作的目的相一致，是“用典”与自然天成的和谐统一。用典得当，能起到“历史的比喻”的作用，它将历史的变成了现实的，他人的托寄为自我的，从而成为一种新的方式的意象，弥补了“以文为诗”、“以议论为诗”的不使用自然山水意象之后的某种失重，达到了一种“信手拈来俱天成”的艺术效果。
黄庭坚论诗歌，提倡“无一字无来处”、“以故为新”，强调读书典，似乎给人以雕琢的印象，从而得出了黄庭坚自宋诗梅欧以来的平易诗风的结论，并认为这是“剽窃”，是倒退，是“反动”。其事实并非如此。黄庭坚的审美追求是在平淡基础上的“点铁成金”，是在“夺胎换骨”之后的浑然天成，是一种“平淡而山高水深”的境界。
黄庭坚是哪个朝代?
宋代
黄庭坚（1045.8.9-1105.5.24），字鲁直，号山谷道人，晚号涪翁，洪州分宁（今江西修水县）人，北宋著名文学家、书法家，为盛极一时的江西诗派开山之祖，与杜甫、陈师道和陈与义素有“一祖三宗”（黄庭坚为其中一宗）之称。与张耒、晁补之、秦观都游学于苏轼门下，合称为“苏门四学士”。生前与苏轼齐名，世称“苏黄”。著有《山谷词》，且黄庭坚书法亦能独树一格，为“宋四家”之一。
黄庭坚故事
“书到今生读已迟”这句话是明朝一位进士袁枚说的，他是说宋朝的黄庭坚（字山谷）的故事，黄山谷是江西省修水县人，在县志里记载着他的故事，他的诗书画，称为三绝，与当时的苏东坡齐名，世称苏黄。
山谷得中宋朝的进士之后，被朝廷任命为黄州—芜湖的知州，他就任时才26岁。有天他在午睡，做梦走出州衙，来到一处乡村，看见一个满头白发的老婆婆，站在一家门外的香案前，桌上供着一碗芹菜面，口中喊叫人的名字，山谷走近前去，看那碗面还热气腾腾，似乎很好吃的，不自觉的便端起来吃，吃完回衙，一觉醒来，嘴里还有芹菜香味，梦境甚清晰，但以为作梦而已，山谷还不在意。
次日午睡，再梦如昨，口中又有芹香，于是大感奇异，遂起身步出州衙，循着梦中道路行去，行至老婆婆家门外，叩门进去，正是梦中所见的老婆婆，问她有无在门外喊人吃面之事。婆答：“昨天是我女儿的忌辰，因为她在生喜欢吃芹菜面，所以我在门外喊她吃面，我每年都是这样喊她。”山谷问：“你女儿死去多久了。”婆答：“已经26年了。”山谷心想，自己正是26岁，昨天亦正是自己的生辰。遂再问她女儿在生的情形，家中还有些什么人？婆答：“我只有一个女儿，她在生喜欢读书，信佛吃素，很是孝顺，但不肯嫁人，到26岁生病死了，死的时候，她说还要回来。”山谷问：“她的闺房在那里，我可以看看吗？”老婆婆手指着那间房说：“就是这一间，你自己进去看，我给你倒茶去。”
山谷走进房里，只见卧床桌椅之外，靠墙有一个大柜还锁着。山谷问：“里面是些什么？”婆答：“全是她的书。”问：“可以打开吗？”婆答：“锁匙不知她放在那里？所以一直无法打开。”山谷心中想了一下，记起锁匙的位置，便告诉老婆婆找出锁匙，打开书柜，发现许多文稿，山谷细阅之下，原来他每次试卷的文章，竟然全在这里，而且一字不差。山谷此时心中完全明白，他已回到了前生的老家，老婆婆便是他前生之母，这个家只剩老母一人。于是山谷跪拜在地，口称母亲，说明自己就是她的女儿转世，然后回州衙带人来迎接老母，奉养终身。
山谷在州衙后园植竹一丛，建亭一间，命名“滴翠轩”，亭中有山谷的石碎刻像，自题像赞曰：“似僧有发，似俗脱尘，作梦中梦，悟身外身。”从这首像赞，亦可以证明山谷的转世故事，为真实不虚也。
这故事有五点值得研究：
（一）确实有轮回。山谷的前生，原是安徽省南部芜湖县乡村的女子，死后转生到江西省北部修水县的男身黄山谷。
（二）确实有业力。由前生种因，而来生结果。山谷前生喜好文学，遂有今生的诗书画三绝，所以明代进士袁枚说：“书到今生读已迟”。现今的天才儿童，应属此理。至于由女转男，且有功名，当为其信佛、吃素、孝顺、不嫁，等业力而来，极为明显。
（三）确实有灵魂。人的身体是由地水火风四大假合而成之有形的肉体，但灵魂则是身体的主宰，乃是无形的，佛学上称为第八识，又名阿赖耶识。山谷在州衙午睡，灵魂仍会回去老家接受老母的芹菜面，因而促成再生的会合。阿赖耶识在唯识学上他是“去后来先作主公”的，当他离开芜湖乡村，飞向修水黄家，千里迢迢瞬息即到，飞行迅速且不谈，他何以偏偏找到黄家呢？佛学上说这是由于“业力”，但业力本身会有选择的能力吗？这又使人费解了？后来读了地藏经才知道，原来举首三尺，便有神明，在虚空之中，有很多鬼神鉴察善恶，人世间一切的一切，无论如何隐秘的事物，他们全都了如指掌，真是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
地藏菩萨说：“南阎浮提众生，举心动念，无不是业，无不是罪。”可见已经表现在行为上的罪恶，绝隐瞒不了，就连心念初动，也会被鬼神洞察无遗。不过世人不觉，还以为自己心中的事，有谁能知？因此可见业的范围，应包括有形的行为与无形的心念，由业所产生的力量，便决定此人的趣向，而鬼神再从中撮合，这便是黄山谷出生之所自来了。还有鬼神撮合亦应有所标准，否则便是鬼神作主了，其标准即佛家的因缘，说完全点就是因缘果报，佛家因果通于三世，或超过三世，而为多世。如此说来，则黄山谷之出生，必有其因缘，绝非偶然巧合之事了。
（四）这故事依世间法来讲，可以算是成功的，因为善有善报，她不仅保持着难得的人身而且由女转男，又有功名，与前生相较，有了显著的改善。但依出世间法讲，则不算成功，因为还是在六道轮回之内，凡轮回一次，便迷失一次本性，何况有了功名富贵，更因权势凌人，而容易造业。
试看山谷少年时期，受一般风气影响，喜好填写有关男女情爱的哀艳词章，有一次与同辈少年擅于画马的李伯时，同游佛寺，参访当代得道高僧圆通秀禅师，秀禅师为了不忍见他迷于艳词，致遭堕落可惜，所以当他警诫完了李伯时，嘱他不要再画马，因为画马时，心念专想于马，以致形随心转，恐难免堕落成马身。
然后又呵责山谷：“大丈夫怀有盖世的文才，难道竟用以写作无益于世，而又动人邪思的哀艳词句吗？”山谷听了这番呵责，还很不以然反自以为是的笑着说：“据禅师这么讲，难道我也会像李伯时一样变作马吗？”秀禅师听他这样反驳，乃特别以威严而庄重的态度，很诚恳的开示他说：“李伯时如果为了画马，念想在马，仿真既久，难免堕落成马而不自知，但也只是他自己的事。而你作那撩乱人情思的哀艳词章，不知会令多少人读后，动起邪思而贪淫好色，这种诲人的作为，岂只是变马而已，恐怕地狱正等着你下去哩。”
山谷被那义正辞严，因果报应道理的当头棒喝，深知秀禅师乃一得道高僧，绝不会虚言吓人，顿时猛悟其间利害关系，遂极为惶恐的向秀禅师谢罪悔过，发誓永不再写作那哀艳词章了。
（五）山谷奉母最孝，他的母亲喜爱清洁，他就亲自为母洗涤溺器，虽然后来他作了官，也还是要亲自来洗，这是他行孝的美德，所以他被后人选他为二十四孝之一。若以其少年的行为不检，几乎堕落，幸遇善知识指正，后来有此孝行，这都足以证明山谷的善根深厚，山谷曾作戒杀诗：“我肉众生肉，名殊体不殊，原同一种性，只是别形躯。苦恼从他受，肥甘为我须，莫教阎老断，自揣看何如？”由此诗得知山谷终于回归佛门，而学佛吃素了。
黄庭坚的介绍
黄庭坚(1045-1105)，字鲁直，号山谷道人，涪翁，洪州分宁（今江西修水）人，世称“黄山谷”。北宋诗人，与张耒、晁补之、秦观俱游学苏轼门下，天下称为“苏门四学士”，开创江西诗派。
黄庭坚出身于一个家学渊博的世家，父亲为著名诗人，与当时的王安石、欧阳修、梅尧臣都有交往。自小聪慧过人，一生命运多桀，仕途坎坷，与苏东坡极为相似，热衷佛老，也不逊于苏。《宋史·文苑传》称他：“庭坚学问文章，天成性得”，陈师道谓其“诗得法杜甫，善行草书，楷法亦自成一家。”他自己说：“余学草书三十余年，初以周越为师，故二十年抖擞俗气不脱。晚得苏才翁（舜钦）子美书观之，乃得古人笔意。其后又得张长史、怀素、高闲墨迹，乃窥笔法之妙。” 他的行书，如《松风阁》,《苏轼寒食诗跋》，用笔如明代冯班《钝吟杂录》所讲：“笔从画中起，回笔至左顿腕，实画至右住处，却又跳转，正如阵云之遇风，往而却回也。”他的起笔处欲右先左，由画中藏锋逆入至左顿笔，然后平出，“无平不陂”，下笔着意变化；收笔处回锋藏颖。善藏锋，注意顿挫，以“画竹法作书”给人以“沉着痛快”的感觉。其结体从柳公权的楷书得到启发，中宫收紧，由中心向外作辐射状，纵伸横逸，如荡桨、如撑舟，气魄宏大，气宇轩昂。其个性特点十分显著，学他的书法就要留心于点画用笔的“沉着痛快”和结体的舒展大度。至于他的草书，赵孟俯说：“黄太史书，得张长史圆劲飞动之意。”“如高人雅士，望之令人敬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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