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商隐的用典艺术

时间：2024-10-30 22:06:46 盛林李商隐

李商隐的用典艺术

　　李商隐独创的《无题》诗独具特色，用典巧妙，意象朦胧，形成其独特的艺术风格。下面是小编帮大家整理的李商隐的用典艺术，欢迎阅读，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李商隐的用典艺术

　　李商隐(约813年―约858年)，号玉(溪)生，又号樊南生，字义山，唐朝荥阳(今河南郑州荥阳市)人。李商隐喜欢用典，也善于用典，尤其他独创的《无题》诗用典巧妙，意象朦胧，含蓄婉转，隐晦迷离，寄寓不便言明的政治寄托与有意隐讳的爱情追求，将这一技巧运用得淋漓尽致，形成其独特的艺术风格。他的用典，来自于现实世界的无可奈何。“在唐代著名诗人中，他是居幕时间最长，诗文创作与幕府生活最密切的大家”，他在茫然不知所措中陷入一个扑朔迷离梦幻的世界，再加上敏锐而内向、多愁而善感的性格气质，更使他选取了一系列来自神话传奇的非现实色彩的典故意象：神女、碧城、紫府、灵风、梦雨、珠泪、玉烟、青鸟、彩凤、蓬山、瑶台、秦楼，等等，构筑他那虚无缥缈的仙境。本文以李商隐的三首《无题》诗为例，阐释其诗歌用典艺术。

　　一、恰如其分，不着痕迹

　　用典的最高境界就是将典故完全溶于诗歌中，如同撮盐入水，饮水乃知盐味。李商隐是此中高手，“寄寓痕迹似有若无”，不着痕迹却又恰如其分。如《无题》(相见时难别亦难)：相见时难别亦难，东风无力百花残，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晓镜但愁云鬓改，夜吟应觉月光寒，蓬山此去无多路，青鸟殷勤为探看。

　　这首《无题》作为李商隐的代表诗作广为传诵，不仅因其文采优美，更因其用典洒脱自然，不着痕迹。它的寄意若有若无，更引起后人的众说纷纭，有主爱情说，有主寄托说，但无论是哪种说法，都一致认同其高超的用典技巧。“东风”“百花”“春蚕”“蜡炬”都是实物，似乎平淡无奇，但是直至引出最后一联的“蓬山”和“青鸟”，顿时令人恍然大悟。“青鸟”是传说中三足的神鸟，是西王母的使者，“蓬山”是传说中的海外仙山。李商隐借助“蓬山”和“青鸟”，仿佛是绝望的悲哀痛苦中透露出坚韧执著，既悲观又坚定，既痛苦又执著，无不对应着现实遭遇与情感。

　　二、灵活流畅，余味无穷

　　巧妙地运用典故可以产生非同寻常的效果，袁行霈指出，“一切文学艺术都是诉诸感情的，它们总是借助具体的形象反映生活，通过艺术的感染力量和美感作用影响读者。”李商隐灵活地运用典故以情驭典，融典入景，使诗文收放自如，寓意空灵，跳跃多变，而又余味无穷。如《锦瑟》：锦瑟无端五十弦，一弦一柱思华年。庄生晓梦迷蝴蝶，望帝春心托杜鹃。沧海月明珠有泪，蓝田日暖玉生烟。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

　　诗中运用了较为明显的典故“庄周梦蝶”和“杜鹃啼血”。庄周在虚渺的梦境中，忽而梦为蝴蝶，忽而醒来自己又是庄周，于是他不知自己到底是蝴蝶还是庄周，表现了梦境破灭后的迷惘。望帝蜀王号杜宇，国破死后化身为杜鹃，每年暮春啼鸣求偶，声哀情苦，表达了朦胧世界里的悲戚与怨愤。所用典故与“沧海月明珠有泪”和“蓝田日暖玉生烟”两句融合，展现了一幅触不可及的梦幻般迷茫的画面，表达出清寥寂寞、哀怨凄苦、迷惘变幻、虚渺飘忽的心声，留给读者的是一个开放性无边无际的想象空间。

　　三、虚实映照，出神入化

　　李商隐的一生虽然与牛李党争相始终，奔走南北，寄人篱下，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但是他又不甘沉沦，一心追求生活的“真善美”。“香草美人”源于屈原、宋玉，纯是一种原始意象，而在李商隐笔下，就显得更加现实化，更容易被接受，也更容易使人联想其本身，王国维就认为无题之诗“非无题也，诗词中之意，不能以题尽之也”。这种用典技巧，使得虚中有实，实中有虚，虚实结合，相互映照，极大地丰富了诗歌的意境。如《无题》(飒飒东南细雨来)：飒飒东南细雨来，芙蓉塘外有轻雷。金蝉啮锁烧香入，玉虎牵丝汲井回。贾氏窥帘韩掾少，宓妃留枕魏王才。春心莫共花争发，一寸相思一寸灰。

　　诗人把四个典故化实为虚，虽然内容上并不相联，但在诗人的笔下片断式地把情感链接起来，造成物象、意象的非逻辑、跳跃组合，出神入化。温馨的追忆，深情的期待，坚韧的追求，炽烈的燃烧和燃尽后绝望的悲哀，令人想到，现实残酷，世事难料，不管爱情多么美好，也许到最后只换来深深的失落。诗人承袭了楚骚的传统，以香草美人喻心目中所指的人物，借爱情的得失影射政治的得失，而“香草美人”则为他提供了精神的慰藉与心灵的抚慰。

　　李商隐的一生本身就是一个寓意深刻的典故，他出身寒微，一生寄人篱下，辗转于牛李党争两派之间，爱情之路更多坎坷与艰辛。诗歌创作中典故的运用，不仅使诗歌整体明畅隽永，内涵丰富，更使读者能感受到作者那种复杂微妙的情感，深化诗歌主体。李商隐的诗歌用典可谓是体验深刻，感情浓烈，意境曲折，寓意深远，成就了开创先河的诗歌体例，使其在唐代诗坛上独树一帜，对后世产生极其深远的影响。

　　早年生活

　　唐元和十一年（816年），李商隐三岁左右，随李嗣赴浙。不到十岁，李嗣去世。李商隐只得随母还乡，过着艰苦清贫的生活。在家中李商隐是长子，因此也就同时背负上了撑持门户的责任。李商隐在文章中提到自己在少年时期曾“佣书贩舂”，即为别人抄书挣钱，贴补家用。李商隐“五岁诵经书，七岁弄笔砚”，回乡后曾从一位精通五经和小学的堂叔受经习文，至十六岁，便因擅长古文而得名。此外，写得一手秀丽的工楷与一手好文章。

　　唐大和三年（829年），移家洛阳，结识白居易、令狐楚等前辈。令狐楚欣赏李商隐的文才，对其十分器重，让李商隐与其子令狐绹等交游，亲自授以今体（骈俪）章奏之学，并“岁给资装，令随计上都”。后又聘其入幕为巡官，曾先后随往郓州、太原等地。在这几年中，李商隐一面积极应试，一面努力学文，在科举上虽一再失败，但在写作上则完成了由散向骈的转变，此后他很少再写散文。

　　唐大和七年（833年），令狐楚调任京职，李商隐离太原返乡，此后，李商隐曾在王屋山学道二、三年，这对其思想与创作产生一定影响。

　　开成二年（837年），经过长期刻苦学习并由于令狐绹的延誉，李商隐得中进士。

　　应举之路

　　文宗开成二年（837年），李商隐考取了进士资格。在此之前，他已经失败过多次。李商隐初次应举的年份难以考证，有人相信甚至在10年之前——即文宗太和二年（828年）——李商隐就开始了他漫长而艰苦的应举之路。与大多数缺乏权势背景的考生一样，李商隐并不指望一举成功。他流传下来的诗文中没有提及当时的情形，这多少说明他对于初试的失败不是非常在意。然而，随着失败次数的增多，他渐渐开始不满。在《送从翁从东川弘农尚书幕》诗中，他将没有录取他的考官（太和七年）比喻成阻挠他成功的小人：“鸾皇期一举，燕雀不相饶。”

　　应举的失败不会让李商隐反省自己学识不足。早在太和四年，曾经与他一起游学的令狐绹就考中进士。这显然不是因为令狐绹的学识才华比李商隐优秀，而是由于他父亲令狐楚的影响力。高官们互相提携，大量录取上流社会关系网中的考生，在唐代科举中是很普遍的现象。许多缺乏靠山的考生都会在考试之前就去刻意结交关系，或者想出种种办法引起考官及上流人员的注意。据李商隐自述，他在这方面是比较低调的（《与陶进士书》），但如果说他不曾对令狐楚寄予希望，可能性也不大。从李商隐在开成元年写给令狐绹的一封信中“尔来足下仕益达，仆固不动”之类的话，可以看出他的情绪已经相当烦躁了。而他于开成二年的中举，也正是令狐父子对当值考官施加影响的结果。

　　仕宦生涯

　　开成三年（838年）春，应博学宏辞试不取，在参与料理令狐楚的丧事后不久，李商隐应泾原节度使王茂元的聘请，去泾州（治今甘肃泾川县北）作了王的幕僚。王茂元对李商隐的才华非常欣赏，并将女儿嫁给了他。从李商隐后来的经历中可以看出，这桩婚姻将其拖入了牛李党争的政治漩涡中。李商隐的尴尬处境在于：王茂元与李德裕交好，被视为“李党”的成员；而令狐楚父子属于“牛党”。因此，李商隐的行为就被很轻易地被解读为对刚刚去世的老师和恩主的背叛，并且很快就为此付出了代价。在唐代，取得进士资格一般并不会立即授予官职，还需要再通过由吏部举办的考试。

　　开成三年（838年）春，李商隐参加授官考试，结果在复审中被除名。这件事对李商隐最直接的影响是使得他获得朝廷正式官职的时间推迟了一年。

　　开成四年（839年），李商隐再次参加授官考试，顺利通过，得到了秘书省校书郎的职位，不久，被调任弘农（今河南灵宝）县尉。虽然县尉与校书郎的品级差不多，但远离势力的中心，显然会使以后发展受到影响。李商隐在弘农任职期间很不顺利，因为替死囚减刑（“活狱”）而受到上司陕虢观察使孙简的责难，因而李商隐感到非常屈辱，难以忍受，最终以请长假的方式辞职（《任弘农尉献州刺史乞假归京》）。凑巧的是，在此前后孙简正好被调走，接任的姚合设法缓和了紧张的局面，在他的劝慰下，李商隐勉强留了下来。但他此刻显然已经没有心情继续工作，不久（开成五年，840年）就再次辞职并得到获准。

　　闲居时期

　　辞去了弘农县尉，武宗会昌二年(842年)，李商隐以书判拔萃复入秘书省为正字，旋丁母忧居家。李商隐必须离职回家守孝三年。这意味着年届而立的李商隐不得不放弃跻身势力阶层的最好的机会。这次变故对李商隐政治生涯的打击是致命的。李商隐闲居在家的三年（会昌二年末至会昌四年末），是李德裕执政最辉煌的时期。错过了这个时期，随着不久之后武宗的去世，李德裕政治集团骤然失势，李商隐已经难以找到政治上的知音。

　　会昌三年（843年），李商隐的岳父王茂元在代表政府讨伐刘稹叛乱时病故武宗朝。王茂元生前没有利用自己的影响力帮助李商隐的升迁，但他的去世无疑使李商隐的处境更加困难。

　　会昌四年（844年）暮春，自关中移家永乐。五年冬(845年)，服阕入京，仍为秘省正字。这一次，他的职位（“正字”）品阶比之前的（“校书郎”）还低。即便如此，李商隐毕竟又有了一个新的发展起点。在唐代，大家普遍认为在京城里的任职会比外派的官员有更多的机会升迁，而李商隐所在的秘书省，又比较容易受到高层的关注。对李商隐而言，另一个好消息是，宰相李德裕获得了武宗充分的信任，这位精干的政治家几乎被授予全权处理朝政。李商隐积极支持李德裕的政治主张，他踌躇满志，有理由期待受到重用的机会。

　　李商隐在闲居的几年里处理了一些家庭的事务，其中最主要的一项工作，就是将一些亲属的墓葬迁回了家乡的家族墓园。这种维护家族荣誉的努力多少使他获得心理上的满足。从现存的部分诗文中可以看出，李商隐尽量调整自己的心态，淡化对政治生涯的兴趣和期待。他有时从事农耕，声称自己“渴然有农夫望岁之志”，模仿陶渊明的风格写作田园诗歌。不过，纷乱的时局始终吸引着李商隐的注意力。他有非常鲜明的政治倾向，几乎无法隐藏。

　　幕府游历

　　会昌五年（845年）十月，李商隐结束了守孝，重新回到秘书省。此时，武宗与宰相李德裕富有效率的合作关系已经到了晚期。次年三月，武宗去世，传言他是由于长期服用道士进献的长生药而中毒身亡。经过一系列的宫廷斗争，宣宗李忱即位，并反对武宗的大部分政策，尤其厌恶李德裕。因此，几乎整个会昌六年（846年），都持续新一轮政治清洗，曾经权倾一时的宰相李德裕及其支持者迅速被排挤出势力中心。在宣宗本人的支持下，以白敏中为首的牛党新势力逐渐占据了政府中的重要位置。

　　会昌六年（846年），李商隐在秘书省任正字。三十五岁的李商隐终于有了儿子（李衮师），他的弟弟李羲叟也在这一年中了进士，这两个好消息大概只能让他兴奋一时。由于支持李德裕的政治纲领以及之前就被令狐绹等人视为背叛，他不大可能分享牛党的胜利。此时李商隐的职位几乎低得不值得在势力斗争中被排挤，但仍然李商隐仍为仕途不得志而郁郁寡欢。

　　大中元年（847年），桂管观察使郑亚邀请李商隐往赴桂林任职时，五月，李商隐同郑亚来到距京城大约5000里以外的南方。郑亚的这次南迁，是牛党清洗计划的一部分。李商隐愿意主动跟从一位被贬斥的官员，表明他同情李德裕一党。另一方面，也显示对自己的升迁不再抱有信心了。在桂林不到一年，郑亚就再次被贬官为循州刺史，李商隐也随之失去了工作。

　　大中二年秋（848年），李商隐回到长安。据说，他在潦倒之际，写信给故友令狐绹（他已经进入势力的核心）请求帮助，但遭到拒绝，结果只能通过自己考试得到一个盩厔县尉的小职位。具有讽刺意味的是：10年之前，他正好也是一个相当的职位（弘农县尉）。李商隐担任盩厔尉时间不长，又被调回京城。此时，与大中元年他在秘书省的情形非常相似：低微的官职，渺茫的前途，落寞之余，期盼着出现变化。

　　大中三年九月（849年），李商隐得到武宁军节度使卢弘正的邀请，前往徐州任职。卢弘正是一位有能力的官员，对李商隐也非常欣赏。如果他的仕途顺利，李商隐可能还有最后一次机会。然而不巧的是，李商隐追随卢弘正仅仅一年多后，后者就于大中五年春天病故。这样，李商隐不得不再一次另谋生路。

　　夕阳晚景

　　大中五年（851年），李商隐的妻子王氏在春夏间病逝。从李商隐的诗文上看，他和王氏的感情非常好。这位出身于富贵家庭的女性，多年来一直尽心照料家庭，支持丈夫。由于李商隐多年在外游历，夫妻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聚少离多，李商隐对于妻子是有一份歉疚的心意；而李商隐仕途上的坎坷，无疑增强了这份歉疚的感情。

　　大中五年（851年）年秋天，被任命为西川节度使的柳仲郢向李商隐发出了邀请，希望他能随自己去西南边境的四川任职。李商隐接受了参军的职位，在简单地安排了家里的事情之后，李商隐于十一月入川赴职。在四川的梓州幕府生活的四年间，大部分时间李商隐都郁郁寡欢。他曾一度对佛教发生了很大的兴趣，与当地的僧人交往，并捐钱刊印佛经，甚至想过出家为僧。梓幕生活是李商隐宦游生涯中最平淡稳定的时期，李商隐已经再也无心无力去追求仕途的成功。

　　大中九年（855年），柳仲郢被调回京城任职。出于照顾，他给李商隐安排了一个盐铁推官的职位，虽然品阶低，待遇却比较丰厚。李商隐在这个职位上工作了两到三年，罢职后回到家乡闲居。

　　李商隐因处于牛李党争的夹缝之中，一生很不得志，抑郁寡欢，唐宣宗大中末年（约858年），李商隐在郑州病故。

　　李商隐的文学成就：

　　李商隐的诗歌流传下来的约600首，其中以直接方式触及时政题材的占了相当比重。李商隐的咏史诗有很高的成就。它们绝不是“发思古之幽情”的无病呻吟，也不同于前人那些托古以述怀的诗篇，而是着眼于借鉴历史的经验教训来指陈政事、讥评时世加以补充发挥，使咏史成为政治诗的一种特殊形式。无题诗是李商隐独具一格的创造。它们大多以男女爱情相思为题材，意境要眇，情思宛转，辞藻精丽，声调和美且能疏密相间，读来令人回肠荡气。幼年的环境和所受的教育使李商隐的世界观基本上属于儒家体系，其人生态度是积极入世、渴望有所作为的。同时，他颇能独立思考，很早便对“学道必求古，为文必有师法”的说教不以为然，甚至萌生出“孔氏于道德仁义外有何物”这样大胆的想法。在诗歌创作上，他起初醉心于李贺奇崛幽峭的风格和南朝轻倩流丽的诗体，曾仿照它们写了许多歌唱爱情的诗篇，如《燕台》、《河阳》、《河内》等。待屡次下第和被人谮毁的遭际向他显示了人生道路的崎岖不平，他的诗便开始表现出愤懑不平之气和对社会的某些批判。大和末，甘露之变以血淋淋的现实打开他的眼界，使他在思想上和创作上都大进一步。这时他写的《有感二首》、《重有感》等诗，批判腐朽政治已相当深刻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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