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宗元《答韦中立论师道书》鉴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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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宗元《答韦中立论师道书》鉴赏
[原文]
二十一日，宗元白：辱书云欲相师，仆道不笃，业甚浅近，环顾其中，未见可师者。虽尝好言论，为文章，甚不自是也。不意吾子自京师来蛮夷间，乃幸见取。仆自卜固无取，假令有取，亦不敢为人师。为众人师且不敢，况敢为吾子师乎?
孟子称“人之患在好为人师”。由魏晋氏以下，人益不事师。今之世不闻有师，有辄哗笑之，以为狂人。独韩愈奋不顾流俗，犯笑侮，收召后学，作《师说》，因抗颜而为师。世果群怪聚骂，指目牵引，而增与为言辞。愈以是得狂名，居长安，炊不暇熟，又挈挈而东，如是者数矣。
屈子赋曰：“邑犬群吠，吠所怪也。”仆往闻庸蜀之南，恒雨少日，日出则犬吠，予以为过言。前六七年，仆来南，二年冬，幸大雪逾岭，被南越中数州，数州之犬，皆苍黄吠噬，狂走者累日。至无雪乃已.然后始信前所闻者。今韩愈既自以为蜀之日，而吾子又欲使吾为越之雪，不以病乎?非独见病，亦以病吾子。然雪与日岂有过哉?顾吠者犬耳。度今天下不吠者几人，而谁敢怪于群目，以召闹取怒乎?
译文：
二十一日，宗元告白：承蒙您屈辱地来信想拜我为师，我的道德修养不够深厚，学业也非常浅近，检点其中，没有值得别人师法的地方。虽然常常好发表一些言论，写一些文章，但很不敢自信。想不到您从京师来到这蛮夷之地，我有幸被您认为可以取法。我自己估量自己，实在并无可取之处，也不敢当别人的老师，当一般人众的老师我尚且不敢，何况是当您的老师呢?
孟子曾经说：“人之患在好为人师。”从魏、晋以来，人们更不去拜老师。当今之世，便不曾听说有谁要作别人的老师，有这种想法，人们便总是七嘴八舌地嘲笑他，认为他是个狂人。只有韩愈不顾流俗，顶着世俗的嘲笑和侮辱，收召后辈学生，还写了《师说》 这篇文章，并态度端正地做别人的老师。世俗之人果然群聚而以为怪事，纷纷咒骂，添油加醋地污蔑诽谤。韩愈因此而得到了“狂”的名声，居住在长安城中，连饭都来不及做熟，便急切地避开别人的诽谤而东去任洛阳令了，象这样的情形，已经发生不止一次了。
屈原曾经作赋说：“邑犬之群吠兮，吠所怪也。”我过去听说庸和蜀地以南的地区，经常下雨，很少见到太阳，太阳一出来，狗便狂叫不止，我当时认为这样说有点过份了。六七年前，我被贬来到南方。元和二年的冬天，有幸赶上大雪越过五岭，覆盖了南越中的好几个州。这几个州中的狗，都仓皇地狂叫着乱咬乱跑，好几天都是这样，一直到雪消完后才不叫，这样我才知道以前听说的蜀犬吠日的事是真的。现在韩愈既然把自己当成蜀地的太阳，而您又想使我成为越地的雪，这样想难道不是令人难堪吗?不仅我会感到难堪，您也会受到连累。然而，雪和太阳难道有什么过错吗?狂咬乱叫的只是那些狗罢了。您揣度一下今天天下的人能不象蜀地的狗那样乱咬乱叫的能有几个人?而谁又敢于在众人面前显露自己，而招惹来喧闹，叫人怒怪呢?
赏析
柳宗元(773～819)山西永济人，曾做过柳州刺史，所以人称“柳柳州”。他当时参加了比较进步的王叔文集团，想改革时政。后来王叔文集团在旧官僚和宦官的联合进攻下失败了，被一些人说成是小人集团，柳宗元因此长期被某些人看成是品德上有欠缺的人。
柳宗元在政治上比较开明，加以遭到沉重的政治迫害，被贬到边远地区，这就使得他有机会深入社会，接触下层人民。他的很多作品都暴露了封建政治的黑暗，反映了人民的痛苦生活，具有较强的现实主义精神。
柳宗元的《答韦中立论师道书》与韩愈的《答李翊书》，是唐代古文家文论中的双璧，谈的主要都是自己的创作经验。但韩愈的文章谈得比较笼统，侧重描摹了学文的进展过程，柳宗元的文章则触及了具体师承和取法所在。正因为如此，柳宗元的这篇文章更可金针度人，使后学者有法门可入。
柳宗元这封信，只有日期而未署年月，根据其中“居南中九年”一语，可知是元和八年(813)在永州所作。全书虽大谈其“不敢为师”之语，而却愿陈所得，说来似乎有些矛盾，但从信末所说的“取其实而去其名”这句话，实可知其微意之所在。
这封信宜分做两大部分。第一部分，主要是说在世风日下，人不事师、不闻有师之现实，自己之所以不敢为师、不欲为师与不能为师之的缘故。其中又可分做五段：
第一段是自谦不敢为师之意。
第二段是说世人不肯事师，并举韩愈抗颜为师而受诬事作证。
第三段用蜀犬吠日、越犬吠雪二个喻对世俗的蒙昧表示愤懑。
第四段说自己的处境本已不堪讪詈，更不敢因作人师而雪上添霜。
第五段又以成人冠礼被废为例，衬托师道被世人所弃。抒发心中的慨叹，重师道而偏不欲作师，其用意可知。
这一部分的文字，充满着抑郁牢骚、愤世嫉俗之情，这当然是有感于当时的社会不良风气而发，但更重要的还是作者被贬谪以后后的“一肚皮不合时宜”的发泄，因此措辞就未免有些支离拉杂。后人或说他“繁称琐引，子家修辞之一累”，或说他“词无涵蓄至此”，或说他“尖薄”，这些评价虽都有一定的道理，却又未免有不近人情之嫌。通过文章，我们从中能感觉到，在这些转折的词句和穿插的议论中，在作者的左顾右盼之际，文章充分地表现出作者的个性，而对于尊重师道的传统，作者作了充分地肯定。
在文章的第二部分，作者自道了为文的甘苦与心得，这是全文的重心;一方面说不敢以师名自居，文章末尾又申明取实去名之理来呼应上文。可分为六段：
第一段是承上启下的过渡段，言不敢为师而愿陈所得之故，文多转折。
第二段总说自己对于为文之道的认识过程，乃是从工辞而走向明道，即由对形式美的重视转到对思想性的追求。柳宗元学文，原自骈体入手，后来专攻古文，故字里行间，仍留有骈语的痕迹。但总的说来，还是以散体为主的。这一段话，反映了他创作道路的改变。
第三段论其如何“羽翼夫道”的方法，这也就是如何运用写作技巧来表现内容的问题。前八句，以“心”、“气”言之，指下笔前的事先考虑，是就消极方面的防范来说的。后六句，指下笔时的具体运用，是就积极方面的努力来说的。为什么不敢以“轻心掉之”呢?后人对此的解释说：“文章不欲过快，快则单。”对付的办法就是“抑之欲其奥，扬之欲其明”。(陈衍语)陈衍说：“奥者不欲其太浅显，明者不欲其太晦涩。”为什么不敢“以怠心易之”呢?陈衍说：“不欲过慢，慢则散。”对付的办法就是“疏之欲其通，嫌之欲其节”。陈衍说：“疏之指接笔言，廉之指转笔言。”的确，接笔以疏之，转笔使廉之，自然文字就不致散漫了。为什么不敢“以昏气出之”呢?陈衍说：“不可无持择”。对付的办法就是“激而发之欲其清”。陈衍说：“指开笔。”文章开拓一步，若用此法，自可去其昏气。又为什么不敢“以矜气作之”呢?陈衍说：“不可近妆做。”对付的办法就是“固而存之欲其重”。陈衍说：“指顿笔。”按，清袁枚《续诗品》有《固存》一则，引用柳宗元的话说：“固而存之，骨欲其重。”点出一个“骨”字，似比陈衍解释得更加深切圆满。陈衍又说：“发、存二句，谓炼格也。”按，矜气其实就是古人所说的“客气虚张”，浮而不实，故不唯要以顿笔取重，兼宜以骨力镇之。
第四段是谈取道之原，这是本诸儒家的传统哲学观和美学观来说明的。《唐宋文醇》卷十三评《报袁君陈秀才避师名书》中，说这些话“犹有罅漏”;陈衍也说它“未见包括的当”。不过，一部书只用一个字来取用，自然难于完全妥帖，何况见仁见智，各人的看法也必然会有所分歧的。何焯的诠释是最为得体的。他认为：“求其质”是“言实事也;质为道德之本，言其大体”。“求其恒”是“言常理也;恒者性情之常，言其细微”。“求其宜”是“节文之中“，也就是“止乎礼义”的适度性。“求其断”是“是非之辨”，“求其动”是，“变通之道”。从当时的客观条件来说，就为文之取径为法而论，却也的确是能得其要领的。
第五段是说如何旁推交通而以之为文，关于这一段，有许多争议。如清梁章炬《退庵随笔》卷十九《学文》一则就说：“此数语分贴处实未能深切著明。”陈衍更指出：“《糓梁》焉得有气?《孟》、《荀》岂能并论?”“《国语》无甚趣。”的确，姑以文论，《孟》可言“畅”，《荀》不可以“畅”概之。“肆其端”者，《庄子》可以这么说，《老子》不过是连类及之而已。至于《糓梁》，由于柳宗元学《春秋》于陆质，质之学本于啖助;唤助之学，不喜《左传》而宗《糓梁》。或者宗元于此，别有会心也末可知。后人所论，也不过是凭一己之领会，各说其是罢了，谁又能确切知道柳宗元当初究竟是从哪些方面去理解而概括出这些一字精义的呢!
第六段是总收全文，回结前意。何焯批评“此等收法亦有迹”。然而诚如金人瑞《古文评注补正》卷七所说“此为恣意恣笔之文。恣意恣笔之文最忌直”，故自不妨多用转折以尽其恣，多用回环照顾以达其圆。若仅能方而少圆意，那就末免太刻板了。
在这篇文章中，柳宗元表明了自己文学主张“文者以明道”。
阐释了为文的本源：“本之《书》以求其质，本之《诗》以求其恒，本之《礼》以求其宜，本之《春秋》以求其断(判断力)，本之《易》以求其动(变化)，此吾所以取道之原也。参之谷梁氏(《谷梁传》)以厉其气，参之《孟》(子)、《荀》(子)以畅其文，参之《庄》(子)、《老》(子)以肆(放肆)其端，参之《国语》以博其趣，参之《离骚》以致其幽，参之太史(司马迁)以着其洁，此吾所以旁推交通而以为文也。”可见，他认为必需善于吸取古代各种名著不同的特点和长处，加以融会贯通，才能自创一体。
申明了作文的态度：“未尝敢以轻心掉之，惧其剽而不留也;未尝敢以怠心易之，惧其弛而不严也;未尝敢以昏气出之，惧其昧没而杂也;未尝敢以矜气作之，惧其偃蹇而骄也”反映了他严肃、认真的写作态度，这是非常值得我们学习借鉴的。
长期以来，人们总是把“韩、柳”并称，大体上说，柳宗元的散文理论确实与韩愈很相近，他们在散文创作上也有不少共同点：社会内容丰富，艺术技巧成熟，语言精炼。但是，由于政治见解与个人经历的不同,柳宗元并不属于韩愈那个作家群体,他们在文学主张和创作实践上还是有着不同的。至少，文章风格各异：韩愈擅长议论，文章雄浑奇崛，浩瀚奔放，具有“阳刚”之美。柳宗元擅长山水游记，文章峭洁精炼，笔锋细腻，幽深典雅，具有“阴柔”之美。这一点，大家在阅读时，不妨细细品味。
赏析
全文围绕“取其实而去其名”的中心论点，分为两大部分展开论述：前平论师道，后半论创作。虽前后侧重点不同，但其内在筋脉却终始一贯，浑灏流转。
开篇即针对韦中立提出的“欲柑=相师”明确作答，说自己“不敢为人师”。下文连举两例，陈述不敢、也不愿为师的理由。其一是韩愈为师之例，其而是孙昌胤行冠礼之例，前者为主，后者为辅，二例共同说明一个问题：流俗不问是非，见怪即吠，倘若独为众所不为之事，必然招致厄运。
韩愈为师事是最有力的址明。魏晋以降，世风日下，人们耻于言师。而韩愈却不顺流俗，收召后学，作《师说》，抗颜为师，结果招致众人笑骂，被目为狂人，不得不匆匆东行。由此见出为人师者的下场，也见出世风的浇薄。为了更形象地印证世俗的少见多怪及其严重危害：“然雪与日岂有过哉？顾吠者犬耳！度今天下不吠者几人，而谁敢炫怪于群目，以召闹取怒乎？”这就是说，为师者并无过错，问题出往那些见怪即吠的世人身上，而且这些人是如此之多，能量是如此之大，这就不能不令人为之忧惧，并力避“召闹取怒”。进一步看，“韩愈既自以为蜀之日”而遭群犬之吠，那么，“吾子又欲使吾为越之雪”，就不是明智之举了。更何况作者身为被贬之人，已蒙罪名；谪居九年，病疾不断；又有什么必要仅为一个为师的名号而自取其辱，让那此“呶呶者”一天到晚住耳边聒噪，扰乱心境呢？在这里，作者所举之例、所说之话看似带着谐谑味道，但其内里实则隐含着无比的悲凄和沉痛，隐含着对韩愈的同情理解以及对浮薄世风的愤懑。
柳宗元之不为师，并非否定师道，实在是因为怕遭世人非议而不愿空担一个为师的名号。在此后所作《报袁君陈秀才避师名书》巾，他曾这样说道：“仆避师名久矣，往在京都，后学之士到仆门，日或数十人，仆不敢虚其来意，有长必出之，有不至必惎之。虽若是，当叫无师弟子之说。其所不乐为者，非以师为非，弟子为罪也。”由此可知，柳宗元当年在长安时就已经一方面避师之名，一方面行师之实了。证因为如此，所以下文话题一转，回到韦中立身上-，非常客气地表明可以行师之实——“假而以仆年先吾子，闻道著书之日不後，诚欲往来言所闻，则仆固愿悉陈中所得者。”但决不愿担为师之名 “若定是非以教吾子，仆才不足，而又畏前所陈者，其为不敢也决矣”。
既然可行师之实，就有必要将自己为文的心得告诉对方。于是，下文开始专力论为文之道。从少年时的“以辞为工”，到成年后理解的“文者以明道”；从作文的基本技法到其取法之源，再到可供参考的对象，娓娓道来，有条不紊，深刻惊警，启蒙发凡。作者是既重“道”又重“文”的，虽然“文”的目的在“明道”，但“文”本身又有其独立自主性，要将全副精神投入，才能将之作好，才能有所创新。这就要求为文者既要去除“轻心”、“怠心”、“昏气”、“矜气”，避免浮华、松散、杂乱等弊端，又要根据不同情形，或抑或扬，或疏通文气，或删繁就简；与此同时，还要扩大视野，遍览《尚书》、《诗经》等儒家经典，以及《庄子》、《国语》、《离骚》、《史记》等文史精品，充分吸收古人创作上的经验，借以磨砺气势，畅达条理，纵横思绪，增多意趣，使其既含蓄深沉义简洁明净。这段论文之浯，是作者多年来的创作心得，堪称一篇精到的创作论，如今和盘托出，以示韦中立，这种做法，不正是老师淳谆教诲弟子的行为么？但作者虽行师之实，仍坚决不要师之名，因而在文章结束处再次告诫对方：“取其实而去其名，无招越、蜀吠怪，而为外廷所笑。”既回应前文，又一笔点题，曲包余蕴，令人回味无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