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经爱情诗研究
《诗经》，是中国古代诗歌的开端，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收集了西周初年至春秋中叶（前11世纪至前6世纪）的诗歌，共311篇，其中6篇为笙诗，即只有标题，没有内容，称为笙诗六篇（《南陔》《白华》《华黍》《由庚》《崇丘》《由仪》），反映了周初至周晚期约五百年间的社会面貌。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诗经爱情诗研究，欢迎大家分享。
《诗经》中的爱情诗主要描写了三方面的内容，一是男女间相慕相恋、相思相爱的情歌，二是反映婚嫁场面、家庭生活等的婚姻家庭诗，三是表现不幸婚姻给妇女带来痛苦的弃妇诗。其中，通过对植物、动物、品物、风物、人物的描绘，传达了古人对于美善统一、天人合一、中和之美、刚柔并济、文质彬彬等审美心理的理想与追求。这里以爱情诗的内容为线索，对《诗经》中爱情诗的审美意象与审美心理加以简要分析。
诗经中有很多描写男女相恋的诗歌，其中《周南关雎》是较有代表性的一篇。
关雎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参差荇菜，左右流之。窈窕淑女，寤寐求之。
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悠哉悠哉，辗转反侧。
参差荇菜，左右采之。窈窕淑女，琴瑟友之。
参差荇菜，左右芼之。窈窕淑女，钟鼓乐之。
作品以“雎鸠”鸟关关合鸣的形象开篇，前四句诗讲了“河之洲”上有一对雎鸠鸟关关合鸣，被一位青年看到。他受到某种启示，结合自身，联想到了“窈窕淑女”。这里运用了动物的形象。传说雎鸠鸟雌雄情意专一，与其他鸟类有所不同。《淮南子太族训》：“《关雎》，兴于鸟，而君子美之，为其雌雄不乖居也。”我们今天虽然无法考证这种传说的真伪，但这里确实是用雎鸠鸟这一形象作为了感情专一这一心理追求的象征。
通览《诗经》，像这样以燕、雁、雀、鸠、鹊等鸟类形象作为爱情象征的诗文还有很多，大都是美好的情感载体。对于这一点，后文将再举一例加以论述。
接下来，诗中描绘了一个“窈窕淑女”的人物形象。对于“窈窕”一词的解释，通常有多种说法，笔者比较倾向于这种：“窈”是外在美，“窕”是心灵美，也就是说，这位淑女内外兼修，表里如一，理所当然是“君子”的佳偶贤伴。这样一个美好的淑女形象反映了古人追求文质彬彬的审美心理。
在《诗经》中，还有很多这样的美好的人物形象，大多是以美人为意象，调动主体的审美感知与审美想象。反映了古人文质彬彬的心理追求。
在众多反映婚姻家庭的诗歌中，笔者选择《周南桃夭》为代表进行简要分析。
桃夭
桃之夭夭，灼灼其华。之子于归，宜其室家。
桃之夭夭，有蕡其实。之子于归，宜其家室。
桃之夭夭，其叶蓁蓁。之子于归，宜其家人。
诗中，”桃”的意象十分的明显，象征着女子的美貌和婚嫁的幸福。“夭夭”是桃枝随风倾屈的样子，象征女子身材婀娜；“灼灼”意为明亮，这里是描写桃花开得繁盛，象征着女子容颜秀丽；“蕡”是果实丰盛的样子，象征女子有一定的生产能力因而带有丰富的陪嫁；“蓁蓁”则是指桃树枝叶茂盛，象征着女子身体健康。”桃”是女子美貌的象征，同时也象征着吉祥、和睦。也正因为如此，这个桃一般的女子才能“宜其”“室家”、“家室”、“家人”。在这里，人与自然的关系更加的和谐，反映了古人天人合一的思想。新嫁娘不仅貌美，而且会给婆家带来幸福和吉祥，这也正是古人追求美善统一的审美心理的体现。
此外，在《诗经》中，还有很多植物的意象，例如兰、荷、葛、萧、艾、薪楚、桑林等，它们的象征意义比较复杂：除象征婚嫁生活得幸福外，还寄托了追求不得的苦闷，以及弃妇的不幸生活。后文将继续加以论述。
诗中用”桃”来比的这个灼灼女子的形象就不必多说了。她与《蒹葭》中“在水一方”的“伊人”，《静女》中“遗我彤管”的“静女”，《硕人》中端庄健壮的“硕人”一样，都是美的象征，反映了当时人们对于美的心理追求。
最后对弃妇诗《卫风氓》加以分析。
氓
氓之蚩蚩，抱布贸丝。匪来贸丝，来即我谋。送子涉淇，至于顿丘。匪我愆期，子无良媒。将子无怒，秋以为期。
乘彼垝垣，以望复关。不见复关，泣涕涟涟。既见复关，载笑载言。尔卜尔筮，体无咎言。以尔车来，以我贿迁。
桑之未落，其叶沃若。于嗟鸠兮！无食桑葚。于嗟女兮！无与士耽。士之耽兮，犹可说也。女之耽兮，不可说也。
桑之落矣，其黄而陨。自我徂尔，三岁食贫。淇水汤汤，渐车帷裳。女也不爽，士贰其行。士也罔极，二三其德。
三岁为妇，靡室劳矣。夙兴夜寐，靡有朝矣。言既遂矣，至于暴矣。兄弟不知，咥其笑矣。静言思之，躬自悼矣。
及尔偕老，老使我怨。淇则有岸，隰则有泮。总角之宴，言笑晏晏，信誓旦旦，不思其反。反是不思，亦已焉哉！
诗中自始至终贯穿了“桑”意象。桑树枝叶高大，枝叶繁多，果实味道鲜美。作为树的形象，当然也有四季变化的特征，由春到冬，桑的色彩由绿而黄，数量由多而少，形状由高大而萎缩。这种特征与女子由清纯而衰老的历程十分相似。正因为如此，桑叶的“沃若”与“黄”、“陨”的对比，才得以成为诗中的女主人公从美如沃桑到年长色衰的象征。此时，视觉角度上的外部特征，引发了作者丰富的联想，将二者的外在变化规律加以联系，充分反映了这种不幸的爱情带给女性的巨大痛苦。在比的手法背面，读者不难看出，“桑”成为了女性阴柔之美的象征，亦反映了天人合一，美善统一的审美心理。
另外，诗中“鸠”的意象也是不容忽视的。“于嗟鸠兮，无食桑椹”，相传，鸠食用过多的桑椹就会醉晕。这里用鸠贪食桑椹的意象比喻女子如果被男子的甜言蜜语所麻醉就会丧失理智而沉迷于爱情。于是后面紧接“于嗟女兮，无与士耽”，以相同的句式引出了作者真正想说的话：警戒妇女，不要与男子沉迷于所谓的爱情。这种意象使抽象的情感空间化为想象的自然境界。
鸟类的意象具有多种自然属性，使写作主体在这种刺激的触发下由鸟及人，将鸟类的自由、美丽与坚贞和人的认知与情感联系起来，体现了人与自然共同遵守客观规律的天人合一的审美意境。
在《氓》中，作者为我们塑造的这一美丽哀婉的弃妇形象也是值得探索的。她对氓的爱热情而由单纯，一喜一哀全都源于氓的行为举动；她朴实天真，一味地相信氓所有的蜜语甜言；她忠贞不二，虽然美貌在身，但出嫁后依然心甘情愿地在氓的家里过着贫苦的生活。然而当一切烟消云散的时候，她刚强勇敢，揭露了氓的虚伪残暴，毅然了断自己的感情，逃离氓的魔爪。面对父兄的嘲讽，她勇于为自己辩护。作者用弃妇的不平悔恨与深情哀叹向我们诠释着爱的真谛。这等刚强，有谁能想到是一个柔弱女子的行为呢？前后互为对比，互相引深，反映了古人刚柔并济的审美心理。
《诗经》是我国古代诗歌的瑰宝，开创了许多优秀的传统。兴的手法虽然是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词，但毕竟不可能是无中生有，生搬硬套。每一次的比兴都有其中的奥妙所在。在这些意象中，很多在后世都形成了某种固定的象征意义，这与先秦时期人们的审美心理不无关系，甚至是密不可分的。正是这样的审美心理追求的一代代传承，才有了今天中华民族含蓄深刻的文化底蕴。古人内心的某中集体无意识的搏动，潜在地影响着他们创作的心理，将这些审美意象与现实生活紧密联系起来，使诗歌以鲜明的意象层面映射含蓄的心理层面，对于今天的研究起到了一定的引导作用，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和研究价值。
创作背景
周代的祖居之地周原宜于农业，“大雅”中的《生民》《公刘》《绵绵瓜瓞》等诗篇都表明周是依靠农业而兴盛，农业的发展促进了社会的进步。周在武王伐纣之后成为天下共主，家族宗法制度、土地、奴隶私有与贵族领主的统治成为这一历史时期的社会政治特征。
西周取代殷商，除了商纣暴虐无道，主要与其实行奴隶制经济制度有关。西周建立以后，为缓和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尖锐矛盾，缓和阶级斗争，变奴隶制为农奴制，正如王国维在《殷商制度论》中所言：“中国政治与文化之变革，莫剧于殷周之际……殷周间的三大变革，自其表而言之，不过一家一姓之兴亡，与都邑之转移。自其里言之，则旧制度废而新制度兴，旧文化废而新文化兴……”
西周较之殷商，由于经济制度的巨大变革，促使社会在精神文明方面产生飞跃性的进步，作为文学代表的《诗经》出现是时代进步的必然产物，而它反过来又促进了社会的文明进步。
传承历史
据说春秋时期流传下来的诗有3000首之多，后来只剩下311首（其中有六首笙诗有目无诗）。孔子编纂诗经之后，最早明确记录的传承人，是“孔门十哲”、七十二贤之一的子夏，他对诗的领悟力最强，所以由其传诗。
汉初，说诗的有鲁人申培公，齐人辕固生和燕人韩婴，合称三家诗。齐诗亡于三国魏，鲁诗亡于西晋，韩诗到唐时还在流传，而今只剩外传10卷。现今流传的诗经，是毛公所传的毛诗。
内容简介
《诗经》就整体而言，是周王朝由盛而衰五百年间中国社会生活面貌的形象反映，其中有先祖创业的颂歌，祭祀神鬼的乐章；也有贵族之间的宴饮交往，劳逸不均的怨愤；更有反映劳动、打猎、以及大量恋爱、婚姻、社会习俗方面的动人篇章。
《诗经》现存305篇（此外有目无诗的6篇，共311篇），分《风》《雅》《颂》三部分。
《风》出自各地的民歌，是《诗经》中的精华部分。有对爱情、劳动等美好事物的吟唱，也有怀故土、思征人及反压迫、反欺凌的怨叹与愤怒，常用复沓的手法来反复咏叹，一首诗中的各章往往只有几个字不同，表现了民歌的特色。
《雅》分《大雅》《小雅》，多为贵族祭祀之诗歌，祈丰年、颂祖德。《大雅》的作者是贵族文人，但对现实政治有所不满，除了宴会乐歌、祭祀乐歌和史诗而外，也写出了一些反映人民愿望的讽刺诗。《小雅》中也有部分民歌。
《颂》则为宗庙祭祀之诗歌。《雅》《颂》中的诗歌对于考察早期历史、宗教与社会有很大价值。
以上三部分，《颂》有40篇，《雅》有105篇（《小雅》中有6篇有目无诗，不计算在内），《风》的数量最多，共160篇，合起来是305篇。古人取其整数，常说“诗三百”。
风篇
《风》包括了十五个地方的民歌，包括今陕西、山西、河南、河北、山东等地，大部分是黄河流域的民间乐歌。多半经过润色后的民间歌谣叫“十五国风”，有160篇，是《诗经》中的核心内容。“风”的意思是土风、风谣。
十五国风分别是：周南11篇、召南十四篇、邶（bèi）风19篇、鄘（yōng）风10篇、卫风10篇、王风10篇、郑风21篇、齐风11篇、魏风7篇、唐风12篇、秦风10篇、陈风10篇、桧风4篇（桧即“郐”kuài）、曹风4篇、豳（bīn）风7篇。周南中的《关雎》《桃夭》，魏风中的《伐檀》《硕鼠》，秦风中的《蒹葭》《无衣》等都是脍炙人口的名篇。
成书过程
名称由来
《诗经》约成书于春秋中期，起初叫做《诗》，孔子曾多次提及此称，如：“《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
司马迁记载的也是这一名称，如：“《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
因为后来传世的版本总共记载有311首，为了叙述方便，就称作“诗三百”。之所以改称《诗经》，是由于汉武帝以《诗》《书》《礼》《易》《春秋》为五经的缘故。
产生年代
《诗经》是中国第一部诗歌总集，最早的记录为西周初年，最迟产生的作品为春秋时期，上下跨度约五六百年。产生地域以黄河流域为中心，南到长江北岸，分布在现今陕西、甘肃、山西、山东、河北、河南、安徽、湖北等地。
经文史专家考定，《诗经》中的作品是在周武王灭商（公元前1066年）以后产生的。
《周颂》时代最早，在西周初年产生，是贵族文人作品，以宗庙乐歌、颂神乐歌为主，也有部分描写农业生产。
《大雅》是周王朝盛隆时期的产物，是中国上古仅存的史诗。关于《大雅》这十八篇的创作年代，各家说法不同：郑玄认为《文王之什》是文王、武王时代的诗，《生民之什》从《生民》至《卷阿》八篇为周公、成王之世诗。朱熹认为：“正《大雅》……多周公制作时所定也。”但均认为“正大雅”是西周初年之诗。
《小雅》产生于西周晚年到东迁以后。
《鲁颂》和《商颂》都产生在周室东迁（公元前770年）以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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