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鸡窝里的蛋走成鸡窝里的鸡散文
鸡窝里的蛋就是鸡下的蛋，鸡窝里的鸡就是下蛋的母鸡。
在山屯里，我凝望着缕缕的炊烟看日子，总是感觉山屯的今天和昨天一样，明天也和今天一样。后来才知道，那是我的视觉暂留造成的。其实，看似不变的山屯，每时每刻都在悄没声地行走着，行走是山屯不变的旋律。不是吗？那星光走成太阳，那田垄走成金黄，那新房走成老宅，那孩童走成汉子，就连我家窗台上那鸡窝里的蛋，也会悄悄地走成鸡窝里的鸡。
我们的家，原本只有父亲和母亲两个人，两个人的家，在母亲那句“过日子过的就是人”的唠叨中，不知不觉地就走成了三口、四口、五口……最后是八口人的家。我们这六个在家的行走中变成深深脚印的小妖们，睡觉时躺成一炕，吃饭时围成一桌，在那个年代，真是活吃人。我想，在我们家的那个宅院里，鸡窝里的蛋能走成鸡窝里的鸡，实在是不容易。
鸡窝就是鸡下蛋的窝。那鸡窝是我的父亲用了一个晚上的时间，用白天新割来的荆条编成的。鸡窝中间细腰，两边大肚，两头开口，像一个大葫芦似的，用打结的布条，拴在窗台柱子上钉着的钉子上。鸡到了开张的时候，也就是春天开始下蛋的时候，都会跳上窗台趴进那两个窝里下蛋。我们家的鸡不开张则罢，开张了，那从窝里的拣出来的蛋，就被母亲紧盯着有了指向。
也难怪母亲盯着那鸡窝里的蛋。家里人口多，吃的、穿的、用的，哪儿都得用钱，起码做菜的咸盐、点灯的煤油、常用的火柴啥的不能断。母亲说，吃不穷，穿不穷，算计不到才受穷。说是这么说，母亲过日子就是一个“勒”字，从吃的上勒，从穿的上勒，从用的上勒。在我们那个山屯里，几乎家家都又没啥出钱道，养几只小鸡，养头小猪，就像养着了日子的红火。母亲常说，有几只小鸡，到了为难遭窄时，也会有个指向，有个抓手。那鸡窝里的蛋，母亲没法不盯着。
我家的鸡，年年都是那么几只，兴许是五六只，也兴许是七八只。不管是多少只，都几乎是靠老天养着。它们整天在我家的房前屋后奔跑着，追着草棵中的蚂蚱，刨着土里的虫子，母亲因此管它们叫“溜达鸡”。那些从鸡窝里“咯哒咯哒”走出来的鸡，母亲会给些剩饭啥的做犒赏。偏偏有一只菇头花鸡，不下蛋也跑到窗台上“咯哒咯哒”地叫上几声。母亲端着盛着秫米饭的碗，到鸡窝里看看，一烧火棍儿就把那只菇头花鸡打跑了。在母亲那儿，无功骗赏，没门儿。到冬天的时候，母亲才在晚上鸡们上架前，给它们扬上一把粮食粒儿。
那时，我们屯家家要交鸡蛋任务，每口人一斤。我们家人口多，鸡蛋任务的数量就多。母亲的原则是，不管啥任务，只要是生产队派下来，就要按时完成。母亲把从鸡窝里拣出来的蛋，一个一个地放进葫芦瓢里，像数家珍似的攒起来。隔个十数八天的，母亲就把在家称了又称的鸡蛋，用荆条小筐挎着，送到离家八里远的供销社代销点收鸡蛋的地方。交鸡蛋任务也是按价付钱，七毛钱一斤，平均一个鸡蛋要比挎到大集上少卖三、四分钱。这三、四分钱，就等于少卖了差不多三两咸盐的钱，少卖了两匣火柴的钱。这小账，母亲算得很精细。
交鸡蛋任务，是母亲年年心中的一件大事，也似乎是母亲年年的一块心病。母亲三天两头地把葫芦头里的鸡蛋捣动出来，用盘秤称一称。啥时看到母亲紧锁着的眉头对着秤杆子舒展开了，鸡蛋任务就完成得差不多了。我很喜欢看母亲从供销社代销点回来数钱的那张脸，眉宇间的疙瘩没了踪影，眼角眯出了甜甜的纹缕儿。在母亲看来，鸡蛋任务完成了，钱也得了，是一举两得的事，少卖俩钱不心疼。
到鸡窝里拣鸡蛋，母亲只让我和大妹妹去，从不让二妹和三妹去，生怕她们弄打了，耽误了交任务的时间，毁灭了一家人的期盼。那只芦花母鸡“咕咕”地叫着要抱窝，母亲逮住它，拎着它的两只膀子，把它的头按进泔水缸里，“咕噜咕噜”地浸上一阵子，嘴里念叨着：“还没交够任务呢，哪有闲蛋给你去抱窝。”母亲把那只芦花母鸡拎出来，扔得老高老高，连浸带吓的，母鸡“嘎嘎”地叫着跑到后山上去了。
交够了任务，母亲还要攒出全家人过立吃的鸡蛋。立夏的那一天，母亲要给我们全家人每人炖上一碗热腾腾的鸡蛋糕，鸡蛋糕上还要撒上一层切得碎碎的蒜苗。碗是一样的碗，可我和父亲碗里的鸡蛋糕，舀起来要比妹妹们的硬实得多，那是母亲打鸡蛋时，在我和父亲的碗里多打进一个鸡蛋。我知道母亲的心思，那是对我和父亲为家劳作的奖赏。除此之外，母亲还要攒给屯里人下奶的鸡蛋，给我们这些小妖们过生日的鸡蛋。
那时，屯里人谁家的媳妇生了孩子，孩子出生后的第十二天庆祝一下叫“下奶”，下奶时，母亲送去二十个鸡蛋，就足以让主人感动。母亲一直沿用煮鸡蛋的方式给我们过生日。我们几个兄弟姊妹，不管谁过生日，母亲都要煮鸡蛋，过生日的吃两个，不过生日的吃一个，唯独没有父母的份。而屯西头的吴二奶，只给过生日的孩子煮鸡蛋。那天，她给过生日的大闺女煮了一个鸡蛋，结果被她的小儿子发现了，哭着喊着要姐姐的鸡蛋，吓得姐姐钻进高粱地里吃了那个鸡蛋。结果，那小小子哭了小半天。在我们家，孩子们期盼着每个人的生日，不管谁过生日，大家都有鸡蛋吃。
等各种指向都有了着落，母亲才把那些从鸡窝里拣出来的个大皮红的蛋选出来，单独放在炕梢的已经闲下来的泥火盆里。那时候的鸡，大多都是隔一天下一个蛋，有时隔上两三天才下一个。到了冬天要歇冬，到了伏天要歇伏，也难怪母亲攒几个鸡蛋那么不容易。那鸡窝里的蛋想走成鸡窝里的鸡，必须由着母亲的性子。我想，那进了泥火盆里的蛋，才是走成鸡窝里的鸡的那种蛋。这蛋，走过我家日子的苦隘，走过母亲细打的算盘，来之不易。
那只一直想抱窝的芦花母鸡，终于在母亲的允许下，“咕咕”地走进了放着十几个红皮蛋的泥火盆里。母亲找来个荆条梨包，倒扣在泥火盆上，让芦花母鸡趴在盆里安心抱窝。这一趴，就是整整二十一天。芦花母鸡很是尽职尽责，日日“唰啦唰啦”地翻着那些红皮蛋。也许，这只芦花母鸡心里明白，只有它的努力，身下的蛋才有希望走成和它一样的鸡窝里的鸡。
终于，十几个红皮蛋在二十一天的时候，走出了十几只“唧唧”叫的鸡仔来，只有一个还是红皮的蛋。母亲说，没出鸡仔的那个蛋是寡蛋。我心里纳闷，十几个大个的红皮蛋，为啥偏偏只有一个是寡蛋呢？是芦花母鸡没抱好它吗？我看着母亲把它扔进了门前的河套里，心里很是心疼。后来我才知道，那是一个没有受精的蛋，也忽然明白了大公鸡为啥老是骑在母鸡的身上欺负母鸡。母亲说的寡蛋，是无论如何也走不成鸡窝里的鸡。
鸡仔出世后，我和妹妹可有了营事干。我们挎着小筐去剜苦麻菜，去剜婆婆丁，回来剁成细细的碎末，再搀些苞米面喂鸡仔。我们拎着个玻璃瓶子，去西坡上的荒草地里逮蚂蚱。那逮到的蚂蚱，越小越好，最好能让鸡仔们一口吞下去。我们赶着那只扎着膀子“咕咕”叫的芦花母鸡，带着鸡仔们在我家前院后院地跑，去琢食嫩嫩的草叶，去琢食鲜活的爬虫。
其实，这帮鸡仔们又何曾不是伴着母亲的伤心走成鸡窝里的鸡呢？
那些年，我们家附近的老黄大姐出奇的多，与我们家仅有一墙之隔的奶奶家，下屋里堆放的旧棉花套里，就有老黄大姐的窝，老黄大姐的崽儿在那里“吱吱”地叫。“老黄大姐”是母亲对黄鼠狼的称谓，在后院山边的石窝里，母亲供奉着的黄仙就是老黄大姐。母亲这么叫黄鼠狼，山屯里的人似乎都这么叫黄鼠狼。
那天夜里，在外屋与鸡仔们同住一个鸡笼子里的芦花母鸡，突然拉长声地叫起来，那声音，在静静的夜里显得那么凄惨，让人甚得慌。母亲一骨碌爬起来，直奔鸡笼子，嘴里还大声念叨着：“老黄大姐保佑我们，老黄大姐保佑我们，你可是我们的保家仙呐，可不兴祸害我们。你回去吧，明天我好好地给你上三炷香。”我心里嘀咕，母亲咋知道是老黄大姐来了呢？第二天，母亲告诉我，有六只鸡仔被老黄大姐叼去了，兴许是它的孩子们饿坏了，不然老黄大姐是不会祸害我们的。母亲赶紧拿了三炷香，在后院的“供奉黄仙”的牌前烧上了，还磕了三个头。
你还别说，母亲那三炷香、三个头还真起了作用，老黄大姐真的没再光顾我们家的鸡笼子，母亲也把鸡笼子挪到了房檐下的狗窝边。我琢磨着，母亲说得对，一定是老黄大姐的崽儿们饿坏了，没办法，才叼几只鸡仔给它的崽儿们充饥。山屯的老黄大姐多，还真很少听说哪家的鸡被老黄大姐叼去。
鸡仔们很快长成了半大鸡。有一天，三只半大鸡跑到墙头上，把母亲晾的一盖帘儿齁咸齁咸的豆腐干，抢着吃去一大半，齁得它们直抻脖子，眼瞅着打蔫。母亲知道，这三只半大鸡没啥希望了，要一命呜呼了。死马当活马医，母亲找来掐高粱用的把尺，磨了又磨，然后一只一只地在鸡肚子上拉个小口，一点一点地把吃进去的齁咸齁咸的豆腐干挤出来，然后缝上里层，再缝上外层。我知道，这是母亲在给鸡们做手术。几天后，三只半大鸡，果然有一只死里逃生活下来。
半大鸡们在日子的行走中，继续丰羽着强壮，也不时看着同伴轰然倒下。有一只跑到我家门前的大道上，被隆隆行驶的拉锰矿石的汽车压扁了脑袋。还好，它没有白死，开车的司机赔了母亲两块钱。有一只在后山上被老鹰抓住，老鹰呼扇着翅膀，在梁东的石砬子上，把那只鸡吃成了一地的鸡毛。鸡群中仅有的三只公鸡，有一只被母亲在八月节杀成了小鸡炖蘑菇，另两只被母亲在大集上卖了四块五毛钱。
一个春天开始的时候，走过了近二百个风霜雨雪日子的小鸡们，终于学着老母鸡们的样子开张了。它们先后趴进了窗台上的鸡窝里，成了能下红皮蛋的鸡。母亲端着半小碗秫米饭，“咕咕”地叫着小鸡们，脸上写足了甜甜的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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