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湾等着我优美散文
在浙江余姚的家里，读沙湾本土学者方如果的《大盘鸡正传》，读到兴头上，平时不愿意下厨的我，顿时觉得做大盘鸡是件挺文化的事情，便忍不住想模仿一下书上的做法，心想沙湾人看了这书，必能做出正宗的沙湾味道来。
余姚的整鸡、余姚的土豆、余姚的辣椒，都是市场里最新鲜的，切好，按照书上的步骤用料、下锅，谁知道，鸡、土豆、辣椒长得跟沙湾的一模一样，做出来味道还是余姚味道。出锅后，我不停地在盘子里翻找着，找那种熟悉的味道，怅然若失，顿时心头燃起一股乡愁。
把对家乡的想念，嫁接在一种食物上，似乎是离乡背井者的一种本能。胃是有记忆的，一种不熟悉的食物，小时候没有刻骨铭心的记忆，胃不会为你模仿出那种熟悉的快感。
其实，我小时候家里来了亲戚，父母的招待方式就是让我们去院子里抓一只鸡，现宰，用辣子炒了，下一锅宽面，那时候，叫辣子鸡拌面。
我左腮边的一道划痕，就是抓鸡留下的。大中午小姨来家里，鸡怕热，钻进了屋里，父亲喊抓鸡，我从炕上跳起来，关门捉鸡，公鸡飞起来，利爪擦过我的左腮，刮开一道血口子。
随着年龄的增长，那道印子逐渐下移，藏在了腮与脖子之间，隐隐地看起来像一道淡淡的皱纹，我脸上的第一道“皱纹”，就是鸡给我留下的。这么算来，从我的胃最早认识大盘鸡的雏形，到现在也四十多年了。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在《塔城报》工作时，周末我常带着母亲去一家辣子鸡拌面店，斜对面是塔城影剧院前那匹甩开四蹄、昂首扬尾的马的雕塑。在家里，“辣子鸡儿”是母亲最常念叨的一种食物，我不知道，母亲说“辣子鸡拌面好吃得很”时，是不是也在怀念过去在家里招待外婆、舅舅和姨姨们的场景，以及她们共同动手做的辣子鸡拌面的味道。我把她接到塔城后，母亲彻底脱离了沙湾，再也没有机会经历过那种场景了。
幸好塔城新开了“辣子鸡拌面”店，这多少让我有机会补偿了母亲，起码让她回味了过去。其实，那个时候，沙湾“上海滩”的大盘鸡一条街，已经声名鹊起。那家“辣子鸡拌面店”的老板，恐怕是放不下地级市的架子，在地区地委、行署的对面打一个县级美食的牌子，反正作为沙湾人，我是把那家“辣子鸡拌面店”的鸡，当作沙湾大盘鸡才去吃的。
想家的时候，想念远方亲人的时候，一种家乡的食物，足以通过安抚人的胃和味觉，从而安抚那颗盛满乡愁的心。
想念母亲的时候，我会不知不觉想到跟她一起吃过的辣子鸡，还有她说辣子鸡时，后面加的那个带着甘肃口音的、公鸡尾巴似的“儿”字，在舌头上打个小卷，听着特别舒服。让母亲的声音复活在一盘食物面前，这对于我是一种隐秘的心理安慰。
好多年没去塔城了，不知道那匹雕塑的马，是不是还在仰天嘶吼，它尾部的裂痕是不是已经修复。可能那家“辣子鸡拌面店”早已升级为“沙湾大盘鸡店”，现在全国各地，大盘鸡只要沾着“沙湾”二字就火，这似乎是不言而喻的事情了。
记得在《塔城报》当记者，有年秋天，我到六棵树煤矿采访，出发前嗓子疼，盐水从托里、庙儿沟一路挂到煤矿。下山时，人开始发烧，车上昏睡不醒，到了沙湾一听要吃大盘鸡，我突然来了精神，不顾扁桃体发炎，狠狠地吃了一顿“杏花村”的大盘鸡，吃得像醉了一样，这一“醉”就是七天，喝了七天稀饭，喉咙才恢复正常，现在想来，我那时太想家了，太想沙湾的大盘鸡了，见了大盘鸡连命都不要了。
1993年，我离开塔城，去了南方。2003年，我回到阔别十年的沙湾，一下车，被朋友拉到“上海滩”，先上了一个大盘鸡接风洗尘。那种久违的味道让我迷恋，尽管辣得嗓子直冒烟，还是频频举箸，欲罢不能。
后来，每年回来，接待我的亲戚、朋友都整一个大盘鸡，折腾我的南方小胃，似乎不把我整得口水眼泪一起流，我这沙湾人就算验收不合格。
让你打开胃，用味蕾品出家乡的味道，这是对远方游子最高明、最直接，也最贴心的迎接，浓浓的乡愁，沉睡的记忆，都在那种突如其来的味道刺激下融化和苏醒了。坐在大盘鸡面前的那一刻，你就感觉到，你坐在沙湾了，你又回来了，心里无比的温暖和踏实，很快，家乡的热情，让你感受到贴心又贴胃，你的胃里也同样的温暖和踏实了。
在微信群和聊天群里，经常会有内地文友们对我说：“我想去新疆，尝尝沙湾大盘鸡，因为大盘鸡是刘亮程发明的。”持这种说法的文人多到你有一千张嘴都解释不过来。
沙湾出了两样文化最为有名，一个是刘亮程的散文，一个是大盘鸡，这两样都是正宗的沙湾味道。沙湾来了文人，刘亮程、方如果、张景祥这些沙湾文人，多半都会热情地请吃大盘鸡，久而久之，刘亮程的散文和沙湾大盘鸡，被捆绑在一起传扬，也就在所难免了。人们说起刘亮程和沙湾的时候，会自然而然地说起大盘鸡，名人和名吃被捆绑在一起，也不是刻意的，美文、美食，一雅一俗都是文化，就像人们提起沈从文，就想起边城，还有他笔下的美食、美景。
除了名人效应，现在大盘鸡的文化含量里，乡愁这个词的比重最大。这与当地不遗余力的传播分不开。我从那时的“上海滩”大盘鸡一条街，吃到现在的大盘美食城的“百吉宴”，却没为沙湾大盘鸡写过文字，我可能是沙湾作家里，为大盘鸡吆喝的最少的人了，所以每每吃到大盘鸡，我用南方人的小眼睛，测量着那盛满盛情的大盘子，心里就有愧疚像小蚂蚁一样爬过。
这一届的沙湾大盘美食文化旅游节晚会上，晚会主办者安排我和新疆人民广播电台的大刚一起，朗诵一段我写家乡的散文，还很文艺地用乐器萨塔尔配乐。我觉得，整个沙湾在用一个盛大的节日，用美食、音乐、歌舞，迎接游子的归来。站在台上，我感觉我是在还一个愿。
沙湾大盘美食文化旅游节期间，伊犁文友母女俩，慕名来吃正宗的沙湾大盘鸡，在沙湾逗留两日，吃了两餐大盘鸡，第一次吃的是有土豆的，第二次吃换了香菇的，文友的女儿不断地在盘子里翻找土豆。看她怅然若失的样子，我知道她也在寻找熟悉的味道，似乎大盘鸡没有土豆，就不是她认为的大盘鸡了。
而我在沙湾弟弟家，吃自家做的大盘鸡，也有这种怅然若失的感觉，弟媳妇为了照顾我的南方口味和余姚胃，不敢放一点辣椒，大盘鸡里放了很多白糖炒，小侄女说大盘鸡被做成了“可乐鸡”。从南方回来，对辣严重过敏的我，我只能吃这种甜兮兮的“可乐鸡”。很安全、很香甜、很可口，却不是那种麻得人神魂颠倒、辣得人回肠荡气的味道。
二十多年，地理大跨度的转换，将我变成了一个见辣色变的人。鲜香麻辣的正宗沙湾大盘鸡这道美味，我已经无法像真正的沙湾人那样尽情享受了。南方的水土和惯常的清淡口味完全改变了我的体质。有段时间，同学、朋友请吃大盘鸡，我不好拂了他们一番美意，结果辣得口唇、皮肤都受不了，起了泡泡，后来小心了，只好坐在一边看着别人吃，一边偷偷咽口水。
想着没离开沙湾之前，那个无辣不成欢的我，内心就一阵阵悲哀地想：离开沙湾那么久，大盘鸡都不认我了，可是家里那只鸡留在我脸上的那道划痕还在，明明我还是昨日那个我，沙湾还是过去那个沙湾，大盘鸡还是原来那个大盘鸡，为何独独的我的胃，就被另外一块地域的水土饮食强行改变了呢？
不吃辣子的我，会不会连性情、文风都变得越来越不像沙湾人了？如果真是那样，从南方回来，岂不是白做沙湾人了。我失掉的，可不只是作为沙湾人的口福，无法补偿的，还有巨大的心理落差、文化代价，以及由之而起的精神损失。
回到以大盘鸡闻名的朝思暮想的家乡沙湾，我不可能做一个不吃大盘鸡的沙湾人，我想早先的那个我会慢慢变回来的。我要把自己变回到没有去南方之前的那个我。
也许是二十年的思乡，心过于急切，似乎我的灵魂先于我的身体回来了，沙湾，你等着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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