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经》中“国风”的质朴风格
《诗经》中“国风”所表现的质朴风格，从内容到章法、修辞及对我国诗歌发展产生的重要影响。
“风”是民间乐调的意思，正如前人所说，“风土之音曰风”(郑樵《通志・点序》)。“国”是地域的通称，主要指黄河流域、中原一带，所以“国风”就是地方小调。《诗经》按地名加以分类搜集，成为十五“国风”，共一百六十篇。
“国风”大部分作品是广大劳动人民创作的口头文学，只有少数作品是贵族文人的作品。“国风”中的作品，在不同的地域产生，在不同的地域流传，所以反映出不同的风土人情，表现出不同的风格特点。《周南・关雎》等篇“乐而不淫，哀而不伤”，“温柔敦厚”;《召南・甘裳》等篇端庄、娴雅;《魏风・葛屦》等篇，爱憎分明，语言泼辣，思想透彻，感情奔放，并和社会政治、经济生活有关;《郑风》、《卫风》、《齐风》中的一些篇章，墨于生活小事和儿女私情等等。产生环境的各异，造成风诗风格的不尽相同，但这并不意味着风诗没有共同之处。翻阅《诗经》，仔细研读、品味“国风”中的作品，我们可以发现，“国风”的总体风格是崇尚一种质朴的美。这种美在不同的风诗中都有体现，是一种自然的、纯朴的美，是不加任何矫饰的天然的美，李白的“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是对这种风格最好的概括。这种质朴既洋溢在“国风”的字里行间，又表现在语言的运用、具体的表现手法及修辞、章法上。它显露出人民的思想意识、审美态度，反映了人民的性格特征，因而，它是崇高的。那么，“国风”质朴的风格何故得以形成呢?
任何文学作品都是现实生活的反映。同样，“国风”中的作品是西周初期至春秋中叶的社会生活的反映。
周代初年，社会是动荡不安的，诸侯国间的兼并战争连绵不断，给人民生活造成了极大的灾难。周灭殷后，把殷遗民作为奴隶，组织他们耕种，促进了农业的发展。社会生产力的提高，从而出现了历史上有名的“成康之治”的太平局面。《史记・周本纪》载：“成康之际，天下安宁，刑错四十余年不用。”在这样社会安定、经济繁荣的情况下，周代的社会组织和文化思想比较殷商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与严密，标志着西周时代的文明，当然也是奴隶们的苦难。
但好景不长，随着生产的发展、经济的繁荣，周贵族逐渐过着“耽于逸乐”的生活，政治日趋腐败，阶级矛盾趋向尖锐化。夷、厉以后，国势渐衰;幽王被杀，平王东迁，更因内忧外患重重，王室的统治势力日益衰微，已失去控制诸侯的力量，因而诸侯各自为政，互相争夺，攻城掠地，无日宁息，社会动乱，民不聊生。
短暂的和平安定，长期的动乱流离，使西周时期的人民更深刻地感受到和平生活的美好、动乱的痛苦、社会的种种不平。长期的残酷的剥削压迫，非人的奴隶生活，繁重的体力劳动，都使奴隶们思想感情的郁积达到了沸点，作者面对这样的现实，强烈地感受着时代的脉搏，唱出了人民的心声。这种特定的历史环境，是“国风”质朴艺术风格形成的必要条件。更深刻地说，这种质朴的风格来源于蕴含在劳动人民身上的那种淳朴、可爱的性格，那种无限追求自由、幸福、爱情的崇高理想，那种对黑暗现实、统治阶级的清醒认识和切身感受，那种疾恶如仇、勇于反抗的优秀品质，一句话，来源于那个特定历史环境的人民和人民的生活。没有这样的人民、这样的生活，怎么会产生具有这样风格的作品呢?
这种质朴的风格的形成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它使我国的诗歌从诞生之日起便走上了正确发展的康庄大道，并指示着后代诗歌创作的方向，为我国数千年的诗歌定下了一个健康的基调。
那么，“国风”质朴的风格从哪里表现出来的呢?
“国风”质朴的风格表现在诗歌的各个方面，或流露于字里行间，或显露于遣词造句，或溢于修辞、章法，总之，通体朴素、自然，质朴无华，表现了国风与人民生活的血肉联系。
表现在描写上，“国风”不追求华丽的词藻，通过最朴实的字眼，用最经济的文字勾勒出事物的特征，既无渲染，又不精雕细刻。这种现象在“国风”中俯拾皆是。如《召南・驺虞》主要歌颂一位猎人高超的猎技，全诗共二章六句：“彼茁者，一发五。于嗟乎驺虞!彼茁者蓬，一发五。于嗟乎驺虞!”作者首先用一个“茁”字描写了猎人出场的环境，虽只一字，却也令人想象得出芦苇丛的茂密，难以穿越，蓬蒿丛的荆棘交错，令人寸步难行。这样的环境，猎人却“一发五、“一发五”猎技的高超跃然纸上，难怪作者发出“于嗟乎驺虞”的赞叹。寥寥几字，却能收到人物形象栩栩如生之效。
“国风”质朴的风格，还表现在对奴隶社会的黑暗与残酷的概括描写上，表现在对奴隶的痛苦、愤怒的概括反映上。如《豳风・七月》，诗人以饱含感情之笔，描述了奴隶们一年四季昼夜不息地为奴隶主们耕种、打猎、养蚕、纺织、打谷、盖房屋、酿酒、凿冰、祭神等等，写的是奴隶劳动之苦，也衬托出奴隶主贵族的享受之乐。尽管奴隶们辛苦劳作、不得休息，但却过着“无衣无褐，何以足岁”的非人生活。诗中概括地描绘出两个阶级不同的生活画面，揭露了奴隶生活的悲惨、奴隶主的不劳而获。全诗用正面铺叙的手法，写翔实、具体、感人，风格极其质朴，劳动人民的生活气息很浓。
《国风》质朴的风格，还表现在抒情上。“国风”有很多抒发劳动人民感情的诗篇，或表现他们对爱情的渴望、歌颂，或表现在对奴隶主不劳而获及丑恶事物的憎恨，但都毫无掩饰，直截了当，正体现了人民坦荡、粗犷、奔放的性格。如《郑风・出其东门》，这是一首情歌，写得很别致。一个男子喜欢的是一个衣着朴素的女郎，虽然他见到的美女“如云、如荼”，但也打动不了他的心，诗中反复强调，众多的美女“匪我思存”、“匪我思且”，都不是他的意中人，他只爱“缟衣綦巾”、“缟衣茹”的女郎。态度明朗、坚定，毫不含糊，毫不见异思迁，从而歌颂了劳动人民健康的恋爱观。
“国风”不但表达爱情大胆、直率、光明磊落，而且表达仇恨、愤怒，也大胆直率、无所畏惧，甚至敢于直斥统治者。他们对剥削者的仇恨，简直像喷发的火山，任何力量也无法遏止。
《魏风・伐檀》是一群奴隶在河边采伐木材时所唱的歌。诗中一边描写了他们的劳动，一边描写了他们的愤怒。他们已看清不平等的社会现实，因此向奴隶主大声喊出：“不稼不穑，胡取禾三百廛兮?不狩不猎，胡瞻尔庭有县�兮?”这是奴隶们充满愤恨的呼声，这是奴隶们觉醒的呼声，是对奴隶主提出的严厉质问。这种呼声、质问，是带有挑战性、揭发性的。质问之后接着指出“彼君子兮，不素餐兮”，对奴隶主的寄生生活给予了深刻的讽刺。
“国风”质朴的风格还表现在整首诗的特点上，流露在字里行间。如《周南・芣苡》：
采采芣苡，薄言采之。采采芣苡，薄言有之。
采采芣苡，薄言掇之。采采芣苡，薄言捋之。
采采芣苡，薄言袺之。采采芣苡，薄言襭之。
全诗三章，只变换几个字，反复咏唱，把一群女子采集车前子的愉快情景自然地表现了出来，即朴实又优美。方玉润在《诗经原始》里也说：“读者试平心静气，涵泳此诗。恍听田家妇女，三三五五，于平原绣野、风和日丽之中，群歌互答，余音袅袅，若远若近，忽断忽续，不知其情之何以移，而神之何以旷，则此诗不必细绎而自得其妙焉。”大有后世陶渊明“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诗意。
“国风”质朴的风格还表现在独特的章法上――重章复句，反复吟咏。在文学发展的幼年时期，由于生产力水平、社会生活的局限，由于词汇数量和词意范围等方面的局限，由于人们创作经验的局限，“国风”把重章复句、反复吟咏这种章法作为抒发感情、表现生活不幸与痛苦的主要手段，以加深思想感情的表达，表现了诗歌的原始风度。这种章法在“国风”里有风种形式：
1、每章所抒写的内容基本一致，只变换其中的几个字，反复吟咏，以加深表达诗的内容，增强诗的感染力。如《召南・殷其雷》：“殷其雷，在南山之阳。何斯违斯，莫敢或遑，振振君子，归哉归哉!殷其雷，在南山之侧。何斯违斯，莫敢遑息。振振君子，归哉归哉!殷其雷，在南山之下，何斯违斯，莫或遑处。振振君子，归哉归哉!”
这首诗共三章，只是改换了“阳、侧、下”和“遑、息、处”几处，各章的内容基本一致。这样写，不仅加深表达了诗的内容，也增添了诗的旋律美。
2、有的诗，每章的起句或前几句相同，这也是重吟迭唱、反复吟咏的一种形式。如：《豳风・东山》的四章诗，前四句都是“我徂东山，不归。我来自东，零雨其”，把远征士卒在归途中思家的情与景形象、充分地表达了出来。正像唐人诗句所说的那样：“近家情更怯，不敢问来人。”《周南・桃夭》的三章首句都是“桃之夭夭”;《周南・兔》的三章首句都是“肃肃兔”;《召南・鹊巢》的三章首句都是“维鹊有巢”……
3、有的诗末句完全一样，其它句子中只是更换个别的字词，当然这也是重吟迭唱。如《周・麟之趾》：“麟之趾，振振公子。于嗟麟兮!麟之定，振振公姓。于嗟麟兮!麟之角，振振公族。于嗟麟兮!”
4、有的诗，每章起句不完全一致，中间还有换句的地方，甚至全篇中某一章也不是重章，但从章法的整体看，着眼主流，仍属于重章复句。如《唐风・葛生》：“葛生蒙楚，蔹蔓于野。予美亡此，谁与独处!葛生蒙棘，蔹蔓与域。予美亡此，谁与独息!角枕灿兮，锦衾烂兮。予美亡此，谁与独旦!夏之日，冬之夜。百岁之后，归于其居!冬之夜，夏之日。百岁之后，归于其室!”全诗共五章，抒写妇人怀念丈夫，写得悱恻伤痛，感人至深，以致被称之为悼亡诗之祖。
“国风”重吟迭唱的形式很多，但无论何种形式，都说明国风来自民间，表现了民歌的特征，带来了淳朴的人民生活的气息，不仅增强了诗歌的人民性，而且使其铸成了质朴的风格。
“国风”质朴的风格还可从比喻、反复等修辞手法的运用上看出端倪。
文学是语言的艺术。孔子说：“言之无文行而不远。”“国风”中运用了很多修辞手法，但比喻和反复使用得较频繁。
比喻的目的是“取譬以明”。“国风”中的比喻大都以人们熟悉的事物作比，说明这是从劳动者的生活实践中总结出来的，是与劳动者的生活有关的，因此，同样可以说明诗歌与人民的相关性及质朴性。“国风”常用来作喻体的事物有云、雨、英、玉、星、金、锡、桑、鸠等。
《郑风・出其东门》形容美女之多：“出其东门，有女如云。”第二章：“出其，有女如荼。”《齐风・敝笱》讽刺鲁庄公母亲文姜“齐子归止，其从如云”、“齐子归止，其从如雨”、“齐子归止，其从如水”。《郑风・有女同车》赞美一个贵族男子看中的姑娘：“有女同车，颜如舜华。”第二章：“有女同车，颜如舜英。”《魏风・汾沮洳》赞美劳动人民“美如英”、“美如玉”。《卫风・淇奥》赞美一位有才华的君子：“有匪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第三章：“有匪君子，如金如锡，如圭如壁。”《邶风・燕燕》是一首送远嫁的诗，其中写道：“之子于归，远送于野，瞻望弗及，泣涕如雨。”《卫风・氓》：“桑之未落，其叶沃若，于嗟鸠兮，无食桑葚。”借“桑”、“鸠”比女主人公年青貌美和悟到不能沉醉于爱情。
反复也是国风中常用的修辞手法。运用反复的手法，不仅能表达强烈的思想感情，而且能增强诗歌的音律美、节奏美。国风中的反复是在民歌重章迭唱的形式上发展而来的，不仅增强了语言的表现力，同时也给诗歌带来了朴素的民歌风格。
《魏风・园有桃》：“心之忧矣，其谁知之?其谁知之，盖亦勿思。”这是春秋时，魏国大夫忧谗畏讥、关心国事所发出来的慨叹，用“其谁知之”的反复，表达了作者不被人理解的痛苦。《魏风・汾沮洳》：“彼汾沮洳，言采其英，彼其之子，美无度，美无度，殊异乎公路。”这是歌颂劳动人民具有美德与才能的诗，用“美无度”的反复，表达了作者对彼其之子的赞颂。
国风质朴的艺术风格对后世的诗歌创作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历代著名文人莫不从国风中吸取养料，学习、借鉴以至发展这种质朴的风格。
就中国诗歌发展的过程看，由汉魏六朝而至现代的民歌，莫不继承发展了国风质朴的艺术风格。汉乐府诗“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作品，像《东门行》《妇病行》《孤儿行》等，虽然它们的时代不同，所反映的生活现象不一样，但那种揭示社会实质的现实性、人民性，无疑，与国风中质朴的风格是一脉相承的。汉末建安中的《孔雀东南飞》，它的叙事、抒情、说理，显然有《卫风・氓》的痕迹，虽然两者控诉的主题不同。六朝以后的民歌都和国风有一定的传承关系。
建安诗人受国风质朴风格的影响不少。曹操的《苦寒行》中说：“悲彼东山诗，悠悠使我哀。”这就是明显的例子。曹植虽没说到他如何接受《诗经》遗产，但钟嵘说：“(曹植诗)其源出于国风。”我们从他的诗风里也确实可以看出来，如他借古讽今的《怨歌行》，饱含讽刺气氛的《七步诗》，都不难找出国风的影响。
诗人李白虽属浪漫主义诗派，但他受《诗经》特别是民歌部分的影响也是很明显的。明代胡震亨在《李诗通》中说：“太白宗风骚，薄声律。”胡应麟的《诗薮》说：“太白以百忧等篇拟风雅，鸣皋等作拟《离骚》。”这正是具体的说明。同时李白接受《诗经》民歌中的优良传统是多方面的，他那些厌恶权贵的诗，不能说和《魏风・硕鼠》没有想通之处。
杜甫对于《诗经》极为推崇。他在《戏为六绝句》中说：“别裁伪体亲风雅，转益多师是汝师。”在《夜听许十换诵诗爱而作》中又说：“陶谢不枝梧，风骚共推敲。”杜诗最著名的《三吏》、《三别》受国风质朴风格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无家别》、《垂老别》，从诗的题旨、题材或艺术风格，和《豳风》的《东山》、《破斧》不无类似。《负薪行》写负薪妇女不能出嫁的一生之苦和《邶风》中的《谷风》尽管取材各不相同，但就其同情妇女悲惨命运，概括反映社会生活上，其实质是一致的。
唐代诗人中，白居易也是一个力主学习《诗经》优良传统的诗人，他经常倡导“补察时政、泄导人情”的创作原则，他的《秦中吟》、《新乐府》等诗可以说是《魏风》、《伐檀》、《硕鼠》控诉精神的发展。
当然，无论李白、杜甫、白居易还是其它伟大的作家，他们所继承的绝不仅仅是国风质朴的风格，他们也接受了《诗经》其它的优良传统，也接受了汉魏六朝的优秀遗产。尽管如此，“国风”中的质朴风格毕竟影响了他们以至后来的诗人，这种风格正像一条长河一样日夜不停地流了几千年，灌溉了历代的文艺园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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