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近余光中
余光中，这位台湾著名作家的名字连同他的诗文，早在80年代初，就伴随着一个新的时代的开始而悄然在海峡这端登陆，并逐渐被大陆读者所知晓和传诵。而其人却姗姗来迟，直到90年代才重新在大陆留下痕处处。终于，余光中先生在世纪末微笑着朝湖湘大地走来。
初次见到余先生，我微微有些失望。瘦小的身材，清的面容，正襟危坐在毛泽东文学院那宽大的贵宾接待室里，面对大家众星捧月般的热情，一脸肃然。我纳闷：这位手持五彩笔，右手写诗，左手为文，仿佛吐出彩满天，令人神移目的余光中先生竟然如此拘谨，不苟言笑?然而，很快我就感到我被自己的“第一印象”捉弄了。在随后的接触中，我迅速地被余先生的睿智、幽默、才思敏捷、妙趣横生所折服，甚至征服，一个智者形象逐渐在我的心目中凸现、清晰。
在岳书院讲学中，余先生面对坐在风中雨中的听众，面对正在进行现场直播的摄像机镜头，从容不迫，娓娓而谈。他谈对岳书院的景仰，谈对“蓝墨水的上游是罗江”的向往，谈艺术创作与间接经验的关系。一个十分抽象的话题被他谈得深入浅出，旁征博引，妙语连珠。苍老的声音在一个更为苍老的庭院回荡。我忽然觉得余先生与岳书院的氛围是那样和谐。仿佛千年前的朱熹和张就是余先生如今的模样和风度。
余先生还在湖南师大、岳阳师院和常德师院三所大学发表了不同的学术演讲，所到之处，盛况空前。当你看到上千名大学生齐声背诵余先生的诗作《乡愁》时，当你看到台上余先生高声朗诵他的诗作《民歌》，台下的听众齐声应和“风也听见，沙也听见”时，当你看到数百名大学生排着长队等着余先生签名时，谁还能说诗歌没有读者，没有知音?当然，那些故弄玄虚，故作深奥、自绝于读者的所谓诗歌除外。
多年以来，余先生一直梦魂萦绕罗江，追慕诗人之祖屈原。他曾写下过“那浅浅的一湾罗江水/着天下诗人的骄傲”的诗句。今日他终于来到了罗江畔凭吊屈原。夕阳西沉，波光粼粼，秋风阵阵。余先生也在江畔行吟：“烈士的终站就是诗人起点?昔日你问天，令日我问河。而河不答，只水面吹来悲风。悠悠西去，依然是罗。”在岳阳楼，面对烟波浩的洞庭湖，余先生诗兴大发，脱口而出：“昔闻洞庭水，今上岳阳楼。依然三层，却高过唐宋的日月。”并挥毫泼墨，欣然题词：“秋晴尽一日之乐，烟水怀千古之忧”，把范仲淹《岳阳楼记》的主旨一语道出，也显示了余先生的忧乐意识与千秋情怀。
在陪伴余先生的日子里，我觉得我在逐渐走近余先生，不仅在空间距离上，更在心理距离上。我获得了一个就近观察余先生的宝贵机会。原来罩在他头上的种种目的光环渐渐消失，我看到了一个更加真实的余光中先生，一个可亲可敬的余光中先生，一个谈笑风生、充满智慧的余光中先生。在酒桌上问他酒量有多大，他诙谐地说：“我的酒量很‘迷你’。”
大家轮流跟他照相，他坐着不动，打趣道：“这是换汤不换药。”参观常德诗墙，他又感叹道：“这是诗的长城，诗的堤坝。长城可以抵御外来的侵略，堤坝可以抵御洪水的袭击，诗墙可以抵御什么呢?”他既像是自问，又像是问人。我在一旁紧张地思索：诗墙可以抵御世俗?抵御商潮?这时余先生悠悠说来：“诗墙可以抵御岁月的侵蚀。”我不禁拍手叫绝，毕竟是大师，胜我几筹。我时常凝视着余先生那被岁月的风霜染白的稀疏的银发，我觉得这是造化的恩赐，真正的智者和哲人就应该头顶着一座凛冽的雪峰，高处不胜寒。
余先生要去张家界游览了，我因故不能再陪同前往，只好在常德依依惜别。我握着余先生的手说：“送君千里，终有一别。我从长沙送到岳阳，再送到常德，已经不止千里了。就此告别吧。”余先生也握着我的手说：“希望能在台湾相见。”
余先生走了。他也许没有带走一片云彩，但肯定带走了我的思念。从今以后，我将会时常遥望海峡的那一边，把酒临风，浅斟低唱：“而现在人忍念是一湾浅浅的海峡/我在这头/余先生在那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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