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巩《咏柳》赏析
《咏柳》是北宋文学家曾巩创作的一首七言绝句。这首咏物诗通过描绘杨柳在东风相助之下，柳枝狂飘乱舞，柳絮遮天蔽日的猖狂得志的形象，提出警告：秋天清霜降临后，正是柳叶凋零之时。下面是小编整理的曾巩《咏柳》赏析，欢迎大家阅读学习。
咏柳
乱条犹未变初黄，倚得东风势便狂。
解把飞花蒙日月，不知天地有清霜。
译文
杂乱的柳枝条还没有变黄，在东风的吹动下狂扭乱舞。
把它的飞絮想蒙住日月，但不知天地之间还有秋霜
注释
①倚--仗恃，依靠。狂--猖狂。这两句形容柳树在春天绿得很快：柳条似乎还没有发黄，但趁着东风吹暖，一下子便飞快地变绿了。
②解把--解得，懂得。飞花--柳絮。
③这两句的意思是：不要只看到柳絮飞扬，遮天蔽日，要知道还有清霜临降、柳叶飘零的时候啊!
赏析
这首诗把柳絮飞花的景色写得十分生动。柳絮在东风相助之下，狂飘乱舞，铺天盖地，似乎整个世界都是它的了。抓住了事物的特色。使之性格化了，使人看到一个得志便猖狂的形象。
“未变初黄”，准确地点出了早春季节，此时柳树枝上刚吐新芽，正是“且莫深育只浅黄”的新柳。 第一、二句写凌乱柳枝凭借东风狂飘乱舞，第四句以“不知”一词，对柳树的愚蛮可笑加以嘲讽。 诗中把柳树人格化的写法，以及诗人对柳树的明显的贬抑与嘲讽，使这首诗不是纯粹地吟咏大自然中的柳树。 咏柳而讽世，针对的是那些得志便猖狂的势利小人。 将状物与哲理交融，含义深长，令人深思。
作者介绍
曾巩(1019年9月30日-1083年4月30日，天禧三年八月二十五日-元丰六年四月十一日)，字子固，世称“南丰先生”。汉族，建昌南丰(今属江西)人，后居临川(今江西抚州市西)。曾致尧之孙，曾易占之子。嘉祐二年(1057)进士。北宋政治家、散文家，“唐宋八大家”之一，为“南丰七曾”(曾巩、曾肇、曾布、曾纡、曾纮、曾协、曾敦)之一。在学术思想和文学事业上贡献卓越。
生平
概述
曾巩，建昌南丰(今属江西)人，北宋著名政治家、散文家。他家境贫寒，有一个哥哥，四个弟弟，十个妹妹(其中一人夭折)，父亲被罢官，身体也不好，所以肩负起养家的重任。
曾巩自称“家世为儒”(曾巩《上欧阳学士第一书》)，祖父作过尚书户部郎中，父为太常博士。曾巩天资聪慧，记忆力非常强，幼时读诗书，脱口能吟诵，与兄长曾晔一道，勤学苦读，自幼就表现出良好的天赋。史称巩“十二岁能文，语已惊人”。其弟曾肇在《亡兄行状》中称其“生而警敏，不类童子”，而且记忆力超群，“读书数万言，脱口辄诵”。18岁时，赴京赶考，与随父在京的王安石相识，并结成挚友。20岁入太学，上书欧阳修并献《时务策》。欧阳修见其文笔独特，非常赏识。欧阳修说：“过吾门者百千人，独于得生为喜。”(《上欧阳学士第二书》)自此名闻天下，但因其擅长策论，轻于应举时文，故屡试不第。庆历七年(1047)，其父去世，其身为次子(其上尚有一兄长)，只好辍学回归故里，尽心侍奉继母。曾巩少年时与王安石为密友，登欧阳修之门以后，就向欧阳修推荐了王安石。直至嘉祐二年(1058)，欧阳修主持会试，坚持以古文、策论为主，诗赋为辅命题，曾巩才与其弟曾牟、曾布及堂弟曾阜一同登进士第一。
嘉祐四年(1059)，任太平州(今安徽当涂县)司法参军，以明习律令，量刑适当而闻名。五年，由欧阳修举荐到京师当馆阁校勘、集贤校理，理校出《战国策》、《说苑》、《新序》、《梁书》、《陈书》、《唐令》、《李太白集》、《鲍溶诗集》和《列女传》等大量古籍，对历代图书作了很多整理工作，并撰写了大量序文。 熙宁二年(1069)，任《宋英宗实录》检讨，不久被外放越州(今浙江绍兴)通判。熙宁五年后，历任齐州、襄州、洪州、福州、明州、亳州等知州。为政廉洁奉公，勤于政事，关心民生疾苦。他根据王安石的新法宗旨，结合实际情况加以实施。致力于平反冤狱、维护治安、打击豪强、救灾防疫、疏河架桥、设置驿馆、修缮城池、兴办学校、削减公文、整顿吏治、废除苛捐杂税，深受群众拥戴。
元丰三年(1080)，改任沧州(今河北)知州，途经京城开封时，宋神宗召见。宋神宗对其“节约为理财之要”的建议大为赞赏，留任为三班院勾判。元丰四年，朝廷认为“曾巩史学见称士类，宜典五朝史事”，任为史官修撰，管勾编修院，判太常寺兼礼仪事。元丰五年，拜中书舍人。同年九月，遭母丧，去官。次年，病逝于江宁府(今南京)。后葬于南丰源头崇觉寺右。南宋理宗时追谥为“文定”，人称“南丰先生”。 他还为唐宋八大家之一
政事
自称"家世为儒“，①曾祖历官水部员外郎，祖父为尚书户部郎中，父为太常博士。《宋史》称曾巩年幼"警敏“，"读书数百言，脱口成诵“②。"十二岁能文，语已惊人“③。但据他自称幼时从先生受书，"方乐与家人童子嬉戏“，到十六七岁时，"窥六经之言，与古今文章有过人者“，始知爱好，并努力学习④。到二十岁后，"欧阳修见其文奇之“⑤大约就在这时，他曾给欧阳修写信，并"献杂文时务策两编“。信里他一面称赞欧阳修的道德文章，一面表白自己的为人志节："巩自成童，闻执事之名，及长，得执事之文章，口诵而心记之，观其根极理要，拨正邪僻，掎挈当世，张皇大中，其深淳温厚，与孟子韩吏部之书为相唱和，无半言片词舛驳于其间，真六经之羽翼，道义之师祖也。……又闻执事之行事，不顾流俗之态，卓然以体道扶教为己务。……信所谓能言之能行之，既有德而且有言也。韩退之没，观圣人之道者，固在执事之门矣。"曾巩当时少不更事，而能有这样的看法，很不简单，所言者虽有所未尽，但大体符合实际。又说："巩性朴陋，无所能似，家世为儒，故不业他。自幼迨长，努力文字间，其心之所得，庶不凡近。……唯其寡与俗人合也，于公卿之门未尝有姓名，亦无达者之车回顾其疏贱。抱道而无所与论，心常愤愤悱悱，恨不得发也。今者乃敢因简墨布腹心于执事，苟得望执事之门而入，则圣人之堂奥室家，巩自知亦可以少分万一于其间也。"这段话是表述自己的为人的。与俗不合，抱道自守，心志如此，确不凡近。欧阳修对于这样的人物自是重视的。因此，曾巩上书之后，曾经得到欧阳修接见。据曾巩《上欧阳学士第二书》讲，欧阳修见到他之后，曾对他说："过吾门者百千人，独于得生为喜。"而且当曾巩向欧阳修告别之时，欧阳修还写了《送曾巩秀才序》，其文云："广文曾生来自南丰，入太学，与其诸生群进于有司，有司敛群才、操尺度，概以一法，考其不中者而弃之。……然曾生不非同进，不罪有司，告予以归，思广其学而坚其守，予初骇其文，又壮其志，……曾生橐其文数十万言来京师，京师之人无求曾生者，然曾生亦不以干也。予岂敢求生，而生辱以顾予，是京师之人既不求之，而有司又失之，而独余得也。于其行也，遂见于文，使知生者，可以吊有司，而贺余之独得也。"此序作于庆历二年(1042)，这时曾巩虽见弃于有司，却得到了欧阳修的赏识。
在这期间，曾巩也结识了王安石，还曾向欧阳修推荐。他在《再与欧阳舍人书》中说："巩顷尝以王安石之文进左右而以书论之，其略曰：巩之友有王安石者，文甚古，行称其文。虽已得科名，然居今知安石者尚少也。彼诚自重，不愿知于人，然如此人古今不常有。如今时所急，虽无常人千万，不害也。顾如安石，此不可失也。"这是追述前此一封信中的话，可见曾巩对王安石曾经非常器重。在这封信里，他不仅推荐王安石，还曾提到王回、王向，一并向欧阳修推荐。
后来，在《与王介甫第一书》里曾巩又说："巩至金陵，自宣化渡江来滁上，见欧阳先生，住且二十日，……欧公悉见足下之文，爱叹诵写，不胜其勤。间以王回、王向文示之，亦以书来言：此人文字可惊，世所无有。……欧公甚欲一见足下。能作一来计否?"由此看来，在这期间曾巩同欧阳修已有相当亲密的交往。
考中进士
曾巩是在嘉祐二年(1058)欧阳修知贡举时考中进士的。在这之前，他不但认识了欧阳修这样的前辈，结交了王安石这样的朋友，而且已经同当代其他几个重要人物如杜衍、范仲淹等都有书信来往，投献文章，议论时政，陈述自己为人处世的态度。不过，曾巩所写的这些书信，不同于寻常的"干谒“，不是请求荐引。例如，他在《上杜相公书》中说："今也过阁下之门，又当阁下释衮冕而归，非干名蹈利者所趋走之日，故敢道其所以然，而并书杂文一编，以为进拜之资。蒙赐之一览焉，则其愿得矣。"这封信大概就写于庆历五年(1045)杜衍、范仲淹等被黜离职之后。曾巩于此时写信并投献文章，正好说明他的为人和政治态度，政治上同杜衍、范仲淹一致，绝不趋炎附势。
编校书籍
曾巩既中进士，便被调任为太平州(今安徽当涂)司法参军，又召编校史馆书籍，迁馆阁校勘，集贤校理，为实录检讨官。 在这期间，曾巩对于历代图书作了很多整理工作。对于历代图书聚散以及学术源流多所论述，写过一些叙录，如《新序目录序》、《列女传目录序》、《战国策目录序》等，还有《梁书》、《陈书》、《南齐书》等，也都写有“叙录”。
曾巩虽推崇欧阳修，但他的学术观点和欧阳修亦有所不同。例如，他在《筠州学记》中说："周衰，先王之迹熄。至汉，六艺出于秦火之余，士学于百家之后，言道德者矜高远而遗世用，语政理者务卑近而非师古。刑名兵家之术，则狃于暴诈，惟知经者为善矣，又争为章句训诂之学，以其私见妄(一本下有"臆"字)，穿凿为说，故先王之道不明而学者靡然溺于所习。当是时能明先王之道者扬雄氏而已。"他对扬雄如此称赞，这看法与韩愈比较相近，与欧阳修则颇相反。
此外，曾巩还有《答王深甫论扬雄书》，对于扬雄屈事王莽以及作《剧秦美新》，都有所辩解，并引王安石的看法，以为"雄之仕合于孔子无不可之义“，而且认为"世传其投阁者妄"云云。曾巩对扬雄的看法，涉及政治和学术两个方面。扬雄的政治态度和学术成就，对曾巩都有影响。
任职情况
曾巩离开馆阁，又作了十几年的地方官吏。最初是越州通判(今浙江绍兴一带)，其后又知齐州(今山东济南一带)，徙襄州、洪州，知福州。史称曾巩在这几州都有政绩，主要在"荒政"和"平盗"两个方面，而后者并非真是政绩。曾巩移徙洪州时，曾有《移守江西先寄潘延之节推》诗，诗云："忆昔江西别子时，我初折腰五斗粟。南北相望十八年，俯仰飞光如转烛。"他这时似乎已有倦于转徙的感叹。此后便多次表示为了养亲而不愿远仕。
在赴福州之前，曾巩有《辞直龙图阁知福州状》。到福州后又有《福州上执政书》，书中说："转走五郡，盖十年矣，未尝敢有半言片辞求去邦域之任而冀背朝廷之义。此巩之所以自处，窃计已在听察之日久矣。今辄以其区区之腹心，敢布于下执事者，诚以巩年六十，母年八十有八，老母寓食京师，而巩守闽越，仲弟守南越，二越者，天下之远处也，于著令：有一人仕于此二郡者，同居之亲当远仕者，皆得不行。……"据此，他请求"或暂还之阙下，或处以闲曹，或引之近畿，属以一郡，使得谐其就养之心，慰其高年之母。“此书之外，曾巩还有《福州奏乞在京主判闲慢曹局或近京一便郡状》，也是请求朝廷照顾养亲的。大概正是因为他一再申请，朝廷曾一度下令，"召判太常寺“;可是当他离职上路以后，又有诏改知明州。为此，曾巩又有《移明州乞至京迎侍赴任状》，希望朝廷允许他"暂至京师迎侍母赴任“。但未能如愿，所以后来移知亳州，又继续申请。他在《移知亳州乞至京迎侍赴任状》中说："臣昨任福州，已系远地，迎侍不得，即今老母多病，见在京师，人子之谊，晨昏之恋，固难苟止。二者于臣之分，实为迫切。……只乞对移陈蔡一郡，许臣暂至京师，迎侍老母赴任。……今臣幸蒙恩诏移守亳州，如臣所请。况亳州去京不远，欲乞许臣暂至京师，迎侍老母赴任。“元丰三年(1080)，曾巩又徙知沧州，有《沧州乞朝见状》，说："窃念臣远离班列十有二年，伏遇陛下神圣文武，当天受命，……而臣曾未得须臾之间进望清光，窃不自揆，愿奉德音，犬马之情，固非一日之积。今将至京师，他望圣慈，许臣朝见。"于是神宗召见了曾巩。召见之后，他曾请求登对，有《乞登对状》，说自己被召见时，"不敢率然以对“，可是"退而伏念“，还是希望"上殿敷奏“，以便"披腹心“，"当天心“。此后曾巩便被留在京师，"勾当三班院“。
告老还乡
元丰四年(1081)，有诏书说："曾巩史学见称士类，宜典五朝史事。"于是便"以为史馆修撰，管勾编修院，判太常寺兼礼仪事“。史称"近世修国史，必众选文学之士，以大臣监总，未有以五朝大典独付一人者“，于是曾巩入朝辞谢说："此大事，非臣所敢当。"并有《申中书乞不看详会要状》，表示谦让。
元丰五年(1082)四月，擢拜中书舍人。这时曾巩又有《辞中书舍人状》，述说自己"齿发已衰，心志昏塞“，希望另选贤能。还有《授中书舍人举刘攽自代状》，表示谦退。但这年九月，曾巩即遭母丧，因而罢职。
元丰六年(1083)四月，曾巩卒于江宁府(今江苏南京)，终年65岁。著作有《元丰类稿》等。
创作背景
这首诗作于宋神宗熙宁五年（1072）春，当时曾巩在齐州（今山东济南）任知州。与欧阳修、王安石不同，曾巩对宋代现状是相当满意的，认为宋兴以来，“世世治安，三代所不及”（《移沧州过阙上殿札子》），因此没有提出什么改革主张。他与王安石交谊深厚，对熙宁变法也没有表示过具体意见。他写此诗的目的只是讽刺骤然得势的小人。
名家点评
原上海古籍出版社编审陈邦炎《说诗百篇》：这首诗以《咏柳》为题，通篇就柳写柳、所丑化的是柳，所喻指的是像柳一样“倚得东风势便狂”而敢把“飞花蒙日月”之人。其讽刺、谴责的对象，就篇内的语句而言只是杨柳，就篇外的喻意而言只是得势猖狂的群小。
中国韵文学会常务理事蔡义江《绝句三百首》：这是一首借咏柳为题的寓言讽刺诗，对象是朝中擅权得势一时的佞臣奸邪之徒。诗的成功在于将物的某些特点自然巧妙地与人联系起来，如柳条迎风飞舞、柳絮漫天飘浮，以及遇秋则枯黄零落等。诗着重写春末夏初柳叶尚未衰黄时的景象。不用通常之称“长条”而叫“乱条”，措辞的贬义已现。“东风”是它倚仗的势力，就像小人有靠山后台。以柳之“狂”舞比喻小人得“势”猖“狂”，也很贴切。柳絮随风上天，一时间如能蒙蔽日月，与诗中常用的“浮云蔽白日”寓意相近。最后用“不知”来应和前面的“解”字，于“霜”前置一“清”字，强调了最终摧柳者乃天地之正气的意思。写来惟妙惟肖。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周兴陆《古诗讲读》：如果把这首诗与贺知章的《咏柳》“碧玉妆成一树高，万条垂下绿丝绦。不知细叶谁裁出，二月春风似剪刀”相比较，两诗恰好反映了唐、宋诗歌的特征和差异。贺诗善于状物态，拟人摹象，神韵悠扬；曾诗借咏物而写人事，通篇是借端发议论，诗中的柳树，是那些装腔拿势、猖狂弄权的显贵的象征，诗人讥讽他们只知道谄媚献谀蒙蔽上层和皇帝，却不知道天地间终有正义的审判。这是诗中的大议论，借咏物以出，婉曲而有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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