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策·赵二·王立周绍为傅》文言文及翻译
《王立周绍为傅》是创作于战国时期的文言文，出自西汉·刘向编著的《战国策》。以下是小编整理的《战国策·赵二·王立周绍为傅》文言文及翻译，欢迎阅读。
文言文：
王立周绍为傅曰：“寡人始行县，过番吾，当子为子之时，践石以上者皆道子之孝。故寡人问子以璧，遗子以酒食，而求见子。子谒病而辞。人有言子者曰：‘父之孝子，君之忠臣也。’故寡人以子之知虑，为辩足以道人，危足以持难，忠可以写意，信可以远期。诗云‘服难以勇，治乱以知，事之计也。立傅以行，教少以学，义之经也。循计之事，失而累；访议之行，穷而不忧。’故寡人欲子之胡服以傅王乎。”
周绍曰：“王失论矣，非贱臣所敢任也。”王曰：“选子莫若父，论臣莫若君。君，寡人也。”周绍曰：“立傅之道六。”王曰：“六者何也?”周绍曰：“知虑不躁达于变，身行宽惠达于礼，威严不足以易于位，重利不足以变其心，恭于教而不快，和于下而不危。六者，傅之才，而臣无一焉。隐中不竭，臣之罪也。傅命仆官，以烦有司，吏之耻也。王请更论。”
王曰：“知此六者，所以使子。”周绍曰：“乃国未通于王胡服。虽然，臣，王之臣也，而王重命之，臣敢不听令乎?”再拜，赐胡服。
王曰：“寡人以王子为子任，欲子之厚爱之，无所见丑。御道之以行义，勿令溺苦于学。事君者，顺其意，不逆其志。事先者，明其高，不倍其孤。故有臣可命，其国之禄也。子能行是，以事寡人者毕矣。《书》云：‘去邪无疑，任贤勿贰。’寡人与子，不用人矣。”遂赐周绍胡服衣冠，贝带黄金师比，以傅王子也。
翻译
赵武灵王立周绍为王子的傅佐之官，说：“寡人起初视察县邑，路过番吾，当时您还很年轻，比乘马石高的人都称道您的孝心。所以寡人把玉壁馈赠给您，把酒食赠予您，而要求拜见您。可是您托病推辞了。有人谈论您说：‘父亲的孝子，是君王的忠臣。’所以寡人认为您的智谋巧言完全可以引导别人，纯正的为人完全可以扶助危难，忠诚可以表露心意，守信可以长久不变。逸诗说：‘用勇气征服困难，用智慧治理动乱，这是对事情谋划的结果。设立辅佐之官根据品行，教导年轻人依靠学问，这是仁义的规范。遵循计谋办的事情，失败了而没有负担，经过咨询议沦的行动，处于困境而不忧愁。’所以寡人想让您穿上胡服辅佐王子。”
周绍说：“大王选择有失，不是臣下所敢担任的职务。”
赵武灵王说：“挑选儿子没有谁能赶得上父亲，选择臣子没有谁能赶得上国君。国君就是我。”
周绍说，“设立辅佐之官的标准有六条。”
赵武灵王说：“六条标准是什么？”
周绍说：“有智谋不狡猾通晓事物的变化，自身行为宽厚仁慈明白礼仪，威严不能改变他按照职位行使权力，重利不能够改变他的心意，对于教化恭谨而不放纵，对属下和蔼而不虚伪。具有这六条，才是辅佐的人才，可是臣下不具备一条。隐瞒实情不竭尽全力，是臣下的罪过。顺从君命玷污官职，而麻烦官吏，是官吏的耻辱。请君玉改变选择。”
赵武灵王说：“了解六条标准，所以委派您担任这个职位。”
周绍说：“如今国内的民众还没有明白君王穿胡服的意思。即使这样，臣下是君王的臣子，而君王又任命我重要职位，臣下敢不听从命令吗？”周绍再次拜谢了君王的信任，赵武灵王赏赐给他胡服。
赵武灵王说：“寡人把辅佐王子的事作为您的职责，想让您很好地爱护他，不要让他露出什么丑恶的地方。驾驭引导他实行仁义，不要让他因为沉溺于诵习之事而困苦。事奉国君的人，应该顺从君王的心意，不违背君王的意志。事奉先君的人，彰明先君的高尚，不背叛先君的遗孤。所以有这样的臣子可以任命，大概是国家的福气。您能做到这样，事奉寡人的职责就完成了。《尚书》说：‘去掉邪恶没有疑心，任用贤能没有贰心。’寡人用您，就不用别人了。”于是赏赐周绍胡人的衣服帽子、有装饰的革带、用黄金做成的胡带之钩，来辅佐王子。
作者：
刘向（约前77—前6）又名刘更生，字子政。西汉经学家、目录学家、文学家。沛县（今属江苏）人。楚元王刘交四世孙。汉宣帝时，为谏大夫。汉元帝时，任宗正。以反对宦官弘恭、石显下狱，旋得释。后又以反对恭、显下狱，免为庶人。汉成帝即位后，得进用，任光禄大夫，改名为“向”，官至中垒校慰。曾奉命领校秘书，所撰《别录》，为中国最早的图书公类目录。治《春秋彀梁传》。著《九叹》等辞赋三十三篇，大多亡佚。今存《新序》、《说苑》、《列女传》等书，《五经通义》有清人马国翰辑本。原有集，已佚，明人辑为《刘中垒集》。生平事迹见《汉书》卷三十六。
作品出处：
《战国策》（Intrigues of the Warring States），是一部国别体史书。主要记述了战国时期的纵横家的政治主张和策略，展示了战国时代的历史特点和社会风貌，是研究战国历史的重要典籍。作者并非一人，成书并非一时，书中文章作者大多不知是谁。西汉末刘向编定为三十三篇，书名亦为刘向所拟定。宋时已有缺失，由曾巩作了订补。有东汉高诱注，今残缺。宋鲍彪改变原书次序，作新注。吴师道作《校注》，近代人金正炜有《补释》，今人缪文远有《战国策新注》。
《战国策》简介：
《战国策》，又称《国策》，为西汉刘向编订的国别体史书，原作者不明，一般认为非一人之作。资料年代大部分出于战国时代，包括策士的著作和史料的记载。原书名不详，书中文章作者也不知是谁，成书推断也并非一时。刘向编撰后，删去其中明显荒诞不经的内容，按照国别，重新编排体例，定名为《战国策》。
全书共三十三卷，分十二国的“策”论。内容以战国时期，策士的游说活动为中心，同时反映了战国时期的一些历史特点和社会风貌，是研究战国历史的重要典籍。
传统上把《战国策》归为历史著作，但书中不少篇章内容荒诞，缺乏历史依据，说是历史，其实更多是文学故事，有趣的是这部分作品反而语言以及逻辑相当精彩，有较强的文学性。而另一部分则文采稍逊，却依托历史事实，对研究战国历史有着较大的史料价值。
《战国策》的思想观念，与当时的史书等截然不同。刘向序认为“战国之时，君德浅薄，为之谋策者，不得不因势而为资，据时而为画。故其谋扶急持倾，为一切之权；不可以临教化”。
《战国策》善于述事明理，描写人物形象逼真，大量运用寓言、譬喻，语言生动，富于文采。无论个人陈述或双方辩论，都具有很强的说服力。所以也是一部优秀的散文集，对中国两汉以来史传文政论文的发展有相当影响。
全书现存497篇。早在宋代就已有不少缺失，由曾巩“访之士大夫家”，得以校补。后又经多次修订。现今所见《战国策》已远非东汉时期版本。
《战国策》主要记述了上起公元前490年“智伯灭范氏”，下至前221年“高渐离以筑击秦始皇”，共245年间，战国时期的纵横家（游说之士）的政治主张和策略，或者说记录了当时的纵横家游说各国的活动和说辞及其权谋智变斗争故事。内容以策士的游说活动为中心，同时反映了战国时期各国的政治、军事、外交方面的一些活动情况和社会面貌。记事年代大致上接《春秋》，下迄秦统一。战国时期占有绝对比重，不记载前代旧事。有人认为刘向选取了具有特殊意义的起止时间。由于曾历经包括宋、元、明多个朝代或大或小的修补，加之传抄和翻刻时的错讹。现存版本与最初版本差别可能很大。
全书共三十三卷，分“东周”“西周”“秦”“楚”“齐”“赵”“魏”“韩”“燕”“宋”“卫”“中山”十二国的“策”论。约十五万字。
《战国策》并非出于一人之手，也非成于一时。全书没有系统完整的体例或主线，都是相互独立的单篇。据称形成之初便有多个版本。
据说西汉刘向在校理皇家书库时，对所见的“中战国策书”，包括六种记载战国纵横家说辞的作品，即所谓的中书六种，包括《国策》《国事》《事语》《短长》《长语》《修书》，和“国别者八篇”等材料进行了编撰。因书所记载的多是战国时纵横家为其所辅之国提出的政治和外交策略，且其内容“大抵皆纵横捭阖，谲狂相轧倾夺之说也”，因此刘向把这本书名为《战国策》，名称沿用至今。
书名战国指时期，这点并无多少异议。争议点主要在“策”字上，刘向在给皇帝呈奏的《书录》中云，该书是有关“战国时游士，辅所用之国，为立策谋”，因而定名，书名中的“策”字取的是“策谋”之意。可有部分后世学者依然对书名的含义产生了质疑，如叶德辉和王国维认为“策”应为“简策”之意，“策”有长短，故又名《短长》。不过大部分学者认为应该是“策略”。
《战国策》成书以后，东汉学者高诱曾为其作注。但由于此书一直未受到学术界的重视，因此到了北宋时，已经缺了十一篇。北宋著名文学家曾巩访之“士大夫之家”，重新补足了三十三卷的简数。南宋时期，姚宏搜罗了尚能见到的版本，在曾巩版本的基础上，重新校订整理并加注释，被称为“站本”。和姚宏同时的鲍彪也进行编订并注释，元代学者吴师道为其作补正，一同流传，但鲍本质量上并不如姚本。现今所见到的版本，多属姚本。
《战国策》创作背景：
（一）历史
春秋战国时期，用刘向的话是“战国之时，君德浅薄……众贤辅国者既没，而礼义衰矣，晚世益甚，万乘之国七，千乘之国五，敌侔争权……为之谋策者，不得不因势而为资，据时而为画故”。这个时期，井田制度被破坏并最终被废弃，铁制农具和畜力出现，私田大量产生，产生了大量的自由民和自耕农，“公田不治”，“私田”开辟，冶铁业和水利工程技术的发展使得农业和手工业产能快速增长，传统的社会秩序被不断打乱、打破，社会底层的民众与贵族的人身依附关系相对弱化。井田制及其相随的赋税制度动摇，私有工商业严重冲击着“工商食官”的垄断局面。束缚手工业、商业的体制失去支撑。冶金业、制盐业、手工业、交通业繁荣起来。商业打破地域、行业、人员限制而逐渐兴盛，商人的经济诉求突破了国家地域，扩大到各个区域，有些商人凭借经济实力还跃身高层，导致“小农经济成为立国基础，各国政权组织相应的发生变革，废弃了原来由各级贵族统治的制度”，以至于叔向感叹说“虽吾公室，今亦季世也。戎马不驾，卿无军行……降在皂隶。政在家门，民无所依，君日不悛，以乐慆忧”。
这种社会经济基础发展进而推动上层建筑的变革。王室衰微，以周王室为中心的国家联盟逐渐解体，以“三家分晋”“田氏代齐”为标志，旧有的奴隶制度宣告瓦解，社会制度开始向封建制度过渡。争霸战争频繁，整个社会已是“上无天子，下无方伯，力功争强，胜者为右，兵革不休，诈伪并起”，时代的变易，导致了原先春秋时代天子与霸主共同维持的诸侯之间相对和平的局面消失，当时的各国，“捐礼让而贵战争，弃仁义而用诈谲，苟以取强而已矣。夫篡盗之人，列为侯王；诈谲之国，兴立为强”。各诸侯国也相继进行了或大或小的政治改革，公元前422年，魏文侯任用李悝为相，实行变法，拉开战国变法大幕；公元前382年，楚悼王任命吴起为令尹，主持变法；公元前359年，秦孝公任商鞅为左庶长，开始全面变法；公元前355年，韩昭侯任用申不害为相实行变法；公元前357年，齐威王任用邹忌为相，开始变法；公元前312年，燕昭王筑黄金台招贤纳士；公元前307年，赵武灵王试行“胡服骑射”，开始变法。经过这一系列政治改革，世卿世禄制被废除，按勋封爵、选拔官员制度被确立。
这一时期，社会结构发生巨变，最有代表性的是作为传统思想文化的继承者和新兴社会思想的代表者的士人阶层的崛起。战国时期，旧的生产关系迅速瓦解，奴隶主阶级日趋衰亡。经济上的改革使得原来依靠土地为生的农民获得了自由，自主意识得以提高，而土地的自由分配使得上层贵族开始下移，下层庶民则有了上升机会，地主阶级作为新兴势力的代表崛起，而不断提高的经济水平也使部分农业生产者产生了文化的要求，脱离土地束缚的农民有可能通过读书积累知识进一步上升为士，战国时“朝为素衣，暮为卿相”的情况时常发生，这进一步鼓励了这些地位低下的士。同时，武士为求得政治上的发展也将眼光投向文坛。同时，各诸侯国和各个势力集团基于各种目的也在千方百计搜罗人才。在这种大的历史环境下，一些饱学之士开始更多的关注政治和自身发展，并将眼光聚集到时代的发展和新的社会现象上，率先打破旧的传统，于是在社会上出现了一批“横议之士”。他们关注自身和社会的变革，逐渐形成自己的理论，但由于各种原因他们只能依附在那些有权势地位的人之后，为其出谋划策，从而获得生存的条件。“策士”集团或阶层开始形成。
思想和文化方面也产生了剧烈的动荡，宗法制解体，世卿世禄的世袭社会向俸禄制的官僚社会过渡。与宗法制的解纽相应，盛行五个多世纪的礼乐制度逐渐衰落。礼制崩溃，祭祀淡薄，宗法式微，甚至诸侯大夫的宴会上，也已消失了往日钟鼓赋诗的雍容风雅。“法治”代替了“礼治”，毕竟在这一时期，“法治”才能适应当时的社会变革，“礼治”已经行不通了。如刘向所言“贪饕无耻，竞进无厌；国异政教，各自制断……当此之时，虽有道德，不得施谋；有设之强，负阻而侍固；连与交质，重约结誓，以守其国。故儒术之士，弃捐于世，而游说权谋之徒，见贵于俗。”
在春秋时期，各诸侯国间的关系尚可通过盟会加以协调，而战国时期，国与国之间，讲的是以势相争，以谋相夺。而各诸侯国君和贵族们也都希望自己或立为霸主，或成就功名。各国在政治军事外交上或合纵，或连横，明争暗斗，一直不断地反复地进行斗争。顾炎武评价这一时期是“春秋时犹尊礼重信，而七国则绝不言礼与信矣；春秋时犹宗周王，而七国则绝不言王矣；春秋时犹宴会赋诗，而七国则不闻矣；春秋时犹有赴告策书，而七国则无有矣。邦无定交，士无定主”。在这一时期，统一的趋势代替了诸侯割据的局面，兼并战争以空前的规模展开。过去还勉强作为虚饰的仁义礼信之说，在这时已完全被打破。《淮南子》有言“六国诸侯，溪异谷别，水绝山隔，各自治其境内，守其分地，握其权柄，擅其政令，下无方伯，上无天子，力征争权，胜者为右。”
在这种历史背景下，军事科学和战略思想，外交战略和策略方针应运而生，而设计或运作这些思想和策略的合纵连横的游说之士登上了历史舞台（司马迁则认为“务在强兵并敌，谋诈用而纵横长短之说起。矫称蜂出，誓盟不信，虽置质剖符犹不能约束也。”换言之，他认为“长短纵横之说”的兴起使得各诸侯国之间出现誓盟不信、符信失约的现象，而纵横家就是这些“长短纵横之说”产生的主体。），左右了战国中后期的各诸侯国间的政治、军事、外交。这些游说之士抓住历史机遇和主君的心理进行各种游说，他们的说辞普遍具有注重饰词，喜好激扬，崇尚铺张的特点。目的是要破坏各诸侯国间的均势，摧毁原有的社会秩序，成就自己的理想或事业。他们或说之以理，用明显的历史经验说服对方相信自己的道理；或动之以情，以披肝沥胆之词感动对方相信自己的忠贞；为了让对方听从自己的主张，他们甚至敢把自己的脑袋赌上，毕竟策士面对的是能够随意操控生死大权的人，他们的游说是有一定的冒险性质，稍有不慎即会引来杀身之祸。所以说，游说人主某种程度上首先要求策士们要胆识过人才行。不提对着秦王敢说出“布衣之怒，天下缟素”的唐雎，即使是“诈伪反复”之如张仪，也具有这种过人的胆识，这也正是这个时代让后人钦佩的原因之一。
不过游说一过程并不是简单的耍嘴皮子和赌命，毕竟，游说的对象普遍是各国的高层乃至核心人物，想要打动对方，必须对游说对象，所在国或势力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外交等事宜有相当了解才行，没有平时积累的知识和较为自如的交流，获取和运用这些信息是很难的。这意味着要成长为合格的游说之士，需经过长时间专业的学习和培养。幸好战国时期的一大特色是思想文化方面出现空前繁荣的局面，“礼崩乐坏”之后，春秋时期主要由王室控制的文化局面也发生了变化，“旧法世传”分解为私门之学，“道术将为天下裂”，出现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思想大解放运动。各家各派讲学兴盛，纷纷著书立说、议论政治、阐述哲理，各家之间也相互批判辩论，形成良好的学术氛围。这种氛围也成为了谋臣策士进行游说的一大助力。他们可能是这样锻炼自己：一是锻炼实用主义思维，通过借鉴兵家思想等诸子百家对战争的态度准确分析当下复杂的列国形势，寻求最佳的游说方式，养成尚奇通变的逻辑思维；二是培养游说技巧和谋略，当时私人讲学和授徒之风盛行，游说之士可能通过研读揣摩某些谋略典籍和拜师学艺来学习论辩方法、技巧谋略。《战国策》的原稿或者说原始资料很可能就是这些游说的个人或团体使用的教材或讲稿，内容就是如何在特定的条件下，甚至在对象顽固坚持己见的情况下，说服他们接受自己的意见。
（二）编撰
《战国策》的最初版本已无法考证，只能推断为部分人基于各种目的将体现游说策士的政治主张、斗争策略的论辩及游说辞令记载收集起来，让纵横家们复杂的思想内容和敷张扬厉的说辞流传于世。这一过程中最早的编者可能基于当时的一些重要史实和游说谈资为基础，有意无意甚至可能很随意的改窜增删，并夹杂了不少拟作。这降低了原书的史学价值，却提升了文学价值。
到汉朝时，诸子百家的典籍折损很大，特别是经历了战国时的真伪纷争、秦时的几近灭顶，已经混乱驳杂、真伪难辨，于是“汉兴，改秦之败，大收篇籍，广开献书之路”，汉孝武帝时，则“建藏书之策，置写书之官，下及诸子传说，皆充秘府”。而到汉成帝时，“使谒者陈农求遗书于天下”。在这般背景下，书籍的创作、流传和整理工作便会难度加大，伪作频出，更兼有其它乱象，需要仔细辨别。到汉成帝时，各种书籍的藏本数量大增，便需要有声望的饱学之士承担整理工作。刘向属宗室，又是当时公认的名家大儒，便顺理成章地承担了典籍的整理工作。《战国策》便是在古书典籍大规模整合的境况下出世，刘向在每一部书校对完成，便会梳理内容大意和篇目上奏，后称《刘向别录》，其中《战国策叙》记录了《战国策》整理成书的过程“所校中战国策书，中书余卷，错乱相糅莒。又有国别者八篇，少不足。臣向因国别者，略以时次之，分别不以序者，以相补除复重，得三十三篇。”换言之，成书之前的《战国策》是大量内容错乱、互相重复甚至冲突的档案资料，而且原始资料书号不一，编纂的方式也不相同。刘向做了细致复杂的编纂工作后，编成《战国策》一书的最初版本。
文学特色：
（一）写作手法
1、写人艺术
《战国策》中刻画了许多性格丰满的人物形象，据统计全书涉及的人物约六百多名，其中事迹较为详细、形象鲜明者不下百来人。前后入选教材的，就包括讽齐王纳谏的邹忌、说赵太后的触龙、客孟尝君的冯谖等。其中，包括“三叠式”的结构艺术手法，从而表述一个完整的故事，塑造个性鲜明的人物形象”。如：冯谖刚开始寄身孟尝君门下，虽自称“无好”“无能”，但又因地位、待遇低于其他门客而多次提出高标准要求。“三唱”中冯谖这个人物形象的“贪而不足”描绘得很传神，反衬出孟尝君的宽容大度，同时也是冯谖故意试探孟尝君的方式，以一而再、再而三的方式试探孟尝君值不值得他为之效力、赴汤蹈火。果不其然，孟尝君的礼贤下士、宽容大度让冯谖为之巧凿“三窟”，终身无忧。“三唱”“三窟”，这“三”，并不是巧合，而是一种情节叙述方式，在曲折的情节展示中，人物心理活动丰富，性格刻画得入木三分。
又如苏秦，对这一人物主要通过对人物本身的行动，言论做细腻的描绘来塑造苏秦。当苏秦说秦惠王时，口若悬河，力言“非战不足立大功”，这表现出他有一定的才识。失败后，狼狈而归，受到家庭的冷淡，就常情说，必然会灰心丧气，可是他却更加埋头钻研，在读书过于疲惫时，甚至“引锥刺股，血流至足”。一年以后，再度出游六国，果然取得“卿相富贵”。记叙苏秦时，就是把他放在一个个矛盾冲突中，让他在这些矛盾冲突中充分表演，充分展示灵魂深处的东西，从而使其个性得以展现。通过这些描述，苏秦的聪明、自信、刻苦、深于世故以及不达目的不罢休的个性得到充分展现。
2、语言特色
战国策士们在游说时非常注意运用多种修辞使辞采更加动听、传神，用绚丽的词汇，生动形象的语言表述那些抽象的道理，寓理于形，使之鲜明可感。为打动人心，往往无所顾忌地分析形势，直陈利害，甚至不惜夸大其辞乃至危言耸听。从而使说辞具有感染力和说服力。
《战国策》的骈词俪句应用一直有其独到之处，甚至有“常用排偶句法，夸张其词”的说法，有的学者因此称其为“辩丽横肆，亦文辞之最”，就偶对数量来看，其总数在先秦五史中排第二，1204对，仅次于《左传》的1321对。其偶句、偶字总量分别为2179句、10851字，在先秦五史中排第一。不过覆盖面相对较低，只有一半，而且已有的也是集中于有限篇章，偶字骈化率已接近被尊为“骈体之祖”的《谏逐客书》，李斯该文的骈化率为49%（346字/706字）。
骈辞俪句使得《战国策》第一，词锋更为犀利，如《秦一·苏秦始将连横说秦惠王》，当秦王以实力不强、准备不足予以拒绝时，苏秦并不甘心，而且使用带有刺激性的言辞进一步撺掇对方，最后竟至于进行斥责，企图以激怒秦王来使其接受自己的计策。“今之嗣主，忽于至道，皆惛于教，乱于治，述于言，惑于语，沉于辩，溺于辞。以此论之，王固不能行也”。让人感受到论者之语气由缓而急、由弱而强。第二，词情更为浓郁。
比喻是先秦散文中最常见的修辞手法之一，在《战国策》中的使用也尤为广泛。它使抽象、深刻的道理变得浅显而具体，使语言更加生动形象，使话语更具感染力。全书多使用简洁的短句，因此所使用的比喻也是简短的，一个字或一两句话的比喻十分常见。如《秦一·张仪欲以汉中与楚》一文中，有“张仪欲以汉中与楚，请秦王曰：‘有汉中，蠹。’”的记载，这便是个典型的单字喻，亦是明喻，“蠹”指蛀虫，意在说明汉中于秦国，就像蛀虫于树木，早晚会成为祸害。
单句喻的使用是最普遍的，常常带有“犹”、“若”、“譬如”等标志性喻词，如《楚一·荆宣王问群臣曰》“故北方之畏奚恤也，其实畏王之甲兵也，犹百兽之畏虎也。”，这部分有个著名的“狐假虎威”故事，江乙将昭奚恤比作狐，企图动摇楚王对他的信任。再如《秦三·范雎至秦》“以秦卒之勇，车骑之多，以当诸侯，譬若驰韩卢而逐蹇兔也。”，范雎将良犬比作强秦，将跛足的兔子比作东方六国，取悦秦王的同时也使得秦王能够认真思考自己的建议。
除明喻外，还有暗喻，如《赵三·赵惠文王三十年》中有“今以三万之众而应强国之兵，是薄柱、击石之类也”的比喻，将三万兵士比作宝剑，强国军队比作柱石，表明用兵人数需得与时变化的观念。
《战国策》语言还具有放言无忌的特点。战国策士有明确的人生目标，他们奔走游说，就是为取得功名富贵，对于这一点，他们也从未加以掩饰，因此，这也形成了《战国辞》说辞语言表达直截了当，绝少掩饰的特点。除了敢于直接表露自己的心迹外，许多文章甚至毫无忌惮，语言粗野，甚至不避讳谈论个人隐私。如《韩二·楚围雍氏五月》一文，楚围雍氏。今佐韩，兵不众，粮不多，则不足以救韩。夫救韩之危，日费千金，独不可使妾少有利焉。”堂堂秦国太后，竟然会对使臣说出这样的话，不觉羞耻，毫不遮掩，这场景恐怕也只有在《战国策》一书中能见到。
3、细节描写
描写往往是文学作品中人物形象的生命力所在。《战国策》中的细节描写简洁传神。如描写邹忌，只有“八尺有余，形貌昳丽”八个字，简单勾勒出邹忌身材高大、貌美艳丽的样子，具体长得怎样并无实写，只有一句：可与城北徐公媲美。徐公又长得如何，同样未知。这些未定的内容反而丰富了作品语言的张力。
还有楚怀王的宠姬郑袖，《楚二·楚怀王拘张仪》中，郑袖第一次作为“王之幸夫人郑袖”上场，老道的靳尚一句“自亦自知且贱于王乎”，然后鼓唇摇舌的一番分析，郑袖显得手足无措，急切地向靳尚求教，“愿委之于公，为之奈何”，由此章末“郑袖遽说楚王出张子”中的一个“遽”字，足可见郑袖面临失宠危机时的慌乱。此章内容至此戛然而止，不见描写郑袖运用何种手段如何向楚王游说，是梨花带雨还是娇嗔含笑全由读者想象，从而留下了丰富的阐释空间。
（二）叙事手法
《战国策》单纯的叙事方面笔墨并不多，大多以对话出现，其文约而事丰，以对话的形式将人物的主张以及行动联系起来，将故事情节用一种场景转换的方式来实现。叙事者常常将观点隐没在语言或是故事的讲述过程中，其中包含有自己的态度和评判。评述文字的部分显然是文本的隐含作者，他通过叙事者特有的叙事视角来进行叙述从而“陈其势，言其方”。《战国策》的故事很多都是如此，通过人物的言行将隐晦的观念和犀利的评论结合起来。
1、对比
《战国策》就说理而言，一味从一方面说理论证，论证稍显单薄，也缺乏有力的说服。如果将两个对立面放到一起，比较优劣，对比说明，结论更为可信。
《战国策》对人物的描写十分广泛，涉及到610多个，构成事件超过540个。不仅是太后、国君、贵族，还涉及到了大量的平民百姓。如此众多的人物要进行全方位的描写并不容易。这方面，书中很擅长运用矛盾设定和对比来展示，像《秦一·苏秦始将连横说秦惠王》中，苏秦的父母、嫂子、妻子在苏秦穷困潦倒和荣归故里时的态度对比，折射了当时社会人们的势利心态。苏秦在穷困潦倒的时候，他的至亲之人都不和他说话，态度十分冷淡。而在他衣锦还乡时，苏家人郊迎三十里。而他的嫂子“蛇形匍匐”，前后态度对比明显，而一句“苏秦曰：‘嫂，何前倨而后卑’嫂曰：‘以季子之位尊而多金’。”突出体现了苏秦家人的势利，也道破了世态炎凉。
由不得苏秦都感慨“贫穷则父母不子，富贵则亲戚畏惧”。不过，苏秦衣锦还乡后对家人的讥讽，固然是人之常情，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他的尖酸刻薄，这在某种程度上也可说是中国封建时期小知识分子的通病。还有商鞅，他通过制定和实行变法，使秦国成为富裕强大的国家，“道不拾遗，民不妄取，兵革强大，诸侯畏惧”。然而，秦孝公去世的同年，商鞅被处以车裂后示众，“商君归还，惠王车裂之，而秦人不怜”，这前后两个场面的鲜明对照，充分揭露出一切以利禄为皈依的世态炎凉。
《战国策》还擅长从不同角度，不同层面进行对比，以突出主要人物的性格特征，如《燕三·燕太子丹质于秦亡归》中，为了突出荆轲刺秦王的镇静，勇敢，作者在他身边安排了一个作为对比的次要人物秦武阳。秦武阳是燕国勇士，号称“年十二，杀人，人不敢与忤视。”然而，当他站在高大巍峨的咸阳宫陛下，等待秦王接见之时竟出现了意想不到的情况“色变振恐，群臣怪之。”被咸阳宫中声势浩大的场面和秦王显赫威严吓着了，就在千钧一发之际，荆轲先是回头一笑，安慰秦武阳，然后走上前去，用合情合理的解释消除了秦王与群臣的猜疑，使大祸消弥于突发之前。通过两个人的对比，突出了荆轲临危不惧，沉着冷静的性格。
2、排比和对偶
《战国策》说辞的“文辞之胜”在外在结构上表现为语言上的韵散结合，句式错综变化，张弛有度，铿锵有力的节奏感带给读者以强烈的冲击力。可以说，给人的第一感觉便是敷张扬厉，气势纵横，内在的技巧之一便是排比。排比可使节奏鲜明，说理更加严密、叙事更有表现力。在《秦一·苏秦始将连横说秦惠王》中，苏秦进言秦“大王之国，西有巴、蜀、汉中之利，北有胡、貉、代、马之用，南有巫山、黔中之限，东有崤、函之固。”苏秦认为秦国有统一六国的实力，希望秦王能用他来完成宏图伟业。而秦惠王却认为自己实力欠缺，尚未到征伐的时机，“羽毛不丰满者，不可以高飞；文章不成者，不可以诛罚；道德不厚者，不可以使民；政教不顺者，不可以烦大臣。”婉转地拒绝了苏秦的请求。
对偶也是，能够有效增加说辞感染力和说服力。如《赵二·秦攻赵》中有一段苏秦游说秦王，“怀重宝者不以夜行，任大工者不以轻敌。是以贤者任重而行恭，知者功大而辞顺。”苏秦将多个对偶句铺排，以齐国为前车之鉴说明秦国如果不休兵戈，必会有无穷后患。还有《楚四·庄辛谓楚襄王》庄辛的一段说辞“游于江海，淹乎大沼，俯噣鳝鲤，仰啮菱衡，奋其六翮而凌清风，飘摇乎高翔，自以为无患，与人无争也。”这段说辞中，先是四个整齐的四字句，简洁明快，紧接着以散句相随，放慢言辞的节奏，正所谓“张弛有度”。整篇说辞或韵或散，韵散结合，使得文辞富于变化而不显得单调。这种句式的使用，或并列，或正反，有长有短，中间用连词转折。不但说理紧凑绵密，而且抑扬顿挫，读之富有节奏感，可谓声情并茂；听之抑扬顿挫，极具冲击力。还有《赵二·王破原阳以为骑邑》中“古今异利，远近易用，阴阳不同道，四时不一宜。故贤者观时，而不观于时；制兵，而不制于兵。子知官府之籍，不知器械之利；知兵九之用，不知阴阳之宜。”这一段辞令，全是对句，或并列，或正反，有长有短，中间用连词转折。不但说理紧凑绵密，而且抑扬顿挫，读之富有节奏感，听之抑扬顿挫，可谓声情并茂。
（三）矛盾
《战国策》一书不乏自相矛盾或与其他资料矛盾之处，比如苏秦，在《战国策》中主名为“苏秦”的，《史记》往往都作“苏代”、“苏厉”，或冠以他名。《齐四·苏秦自燕之齐》除措辞有些许差异外，内容与《史记·田齐世家》基本一致，但《战国策》的主名是“苏秦”，《史记》则为“苏代”。还有《燕二·苏代自齐献书于燕王》，与《战国纵横家书》中《苏秦自齐献书于燕王》内容差不多，但两者主名不同，很难说到底主角是苏秦还是他兄弟。甚至《战国策》自己都前后矛盾，比如《魏一·苏秦拘于魏》一章，记载了苏秦拘于魏而苏厉为他向魏王游说的故事，而这部分内容在《燕一·苏代过魏》中却成了“苏代过魏，魏为燕执代。齐使人谓魏王”苏秦变成了苏代，苏厉变成了“齐使人”。这种主名的混乱，除了传抄、整理时的无心之失，更多反映了苏秦故事不同层次之间的对立与交叉，以及传抄、整理和使用者，根据各自立场对于这种对立的处理与调和。
（四）引用
《战国策》常常根据内容的需要随时引用经典著作、成语和民间谚语，把古语、今语、口语、警策语等融为一体。可以说，它的语言说服力很强，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引用，这个引用不局限于书本等某个特定范围，但一定要有说服力才行。比如那些策士们都好引俗语，因为俗语来源于生活，流传于民间，往往积累了劳动人民的生活经验和朴素愿望，具有简练、形象，通俗易懂，风趣幽默的特点。如《楚四·庄辛谓楚襄王》便引用了亡羊补牢的俗语，“臣闻鄙语曰：‘见兔而顾犬，未为晚也；亡羊而补牢，犹未迟也。’是庄辛借此说明及时止损的必要性。
策士们还喜欢引经据典，像《诗经》等是当时最著名的经典，适当的引用不仅可以为自己的论点提供值得信服的依据，而且可以展示自己的知识储备，使论辩具备说服力。如《秦三·应侯谓昭王》引用了《诗经》，“木实繁者披其枝，披其枝者伤其心；大其都者危其国，尊其臣者卑其主。”借以劝说秦王要巩固威信，加强权力。
（五）寓言
《战国策》寓言与同时代的其他诸子作品中的寓言不一样，诸子作品中的寓言各有自己的特色，但有一点是共同的，它们大都是用来阐述诸家思想学说体系的工具，附印着各家学派鲜明的思想色彩，而《战国策》中的寓言却往往是一些游说之士在政治和外交场合中的顺口说出来的即兴之作。这些寓言基本遵循一个结构，即针对一个论点展开故事，在故事的结尾加以论述点明主题，并且形式上常以对话展开，一问一答的对话形式不仅能拉近交谈者的心理距离，而且使论述的展开自然不生硬。
《战国策》中寓言题材一般分为拟人化的动物寓言、类型化的社会寓言和附会古人的历史寓言三大类。目的大体可分为三个方面，即游说君主、消弭灾祸，劝告君王莫信谗言、表白忠心，推荐贤才、贬退小人。内容浅显易懂，形象鲜明，寓意深刻，从而增强了辩词说服力。比如“鹬蚌相争，渔翁得利”，苏代只用这样一个小寓言故事，就说明了“两者不肯相舍，渔者得而并禽之”，免除了燕国的一场兵祸。有人统计过《战国策》中共有寓言故事74则，其中56则寓言有明确的寓言讲述者，18则无使用语境，无使用者。
如此多的寓言使用并非没有理由，与西方国家注重抽象思维不同，中国古代人们的抽象思维能力较差，在战国时期，严格意义的理论思辨文字尚未产生，而受夏商原始卜筮原始思维的影响，中华民族形成了一种特有的思维方式，即易象思维，因而，在说理时更多的采用形象说理的方法。另外，当时的文化水平普遍较低，即使贵为君王，学识也不见得多高，比如梁襄王就曾被孟子评为“望之不似人君”。因此要想让这些“浅薄”的游说对象接受自己的主张和观点，就要善于引譬设喻，通俗易懂的比喻和寓言自然成为了最好语言工具。
后世影响：
1、文学影响
《战国策》的文学成就非常突出，在中国文学史上，它标志着中国古代散文发展的一个新时期，文学性非常突出，尤其在人物形象的刻画，语言文字的运用，寓言故事等方面具有非常鲜明的艺术特色。
《战国策》书中还留下许多脍炙人口的成语，有人统计多达204个，比如一尘不染，大庭广众，两败俱伤，南辕北辙，亡羊补牢，鹬蚌相争，渔翁得利，羽毛未丰，引锥剌股，门庭若市，返璞归真，狡兔三窟，狐假虎威，惊弓之鸟，安步当车，不遗余力，不翼而飞，侧目而视，高枕无忧，汗马功劳，画蛇添足，挥汗成雨，三人成虎，龙阳泣鱼，转祸为福。这些成语不一定全是后世通用的四字形式，有些是从句子中提取出来，如《西周·苏厉谓周君曰》“楚有养由基者，善射，……，百发百中。”提取出“百发百中”，《齐四·齐人有冯谖者》：“狡兔有三窟，……，未得高枕而卧也。”提取出“狡兔三窟”和“高枕而卧”；有为后世提供了成语内容的，如《秦四·或为六国说秦王》：“于是夫积薄而为厚，聚少而为多。”整理为“积少成多”；有从故事中归纳总结的，如《燕二·赵且伐燕》：“蚌方出曝，而鹬啄其肉，……，两者不肯相舍，渔者得而并禽之。”总结为“鹬蚌相争渔翁得利”。也有意思相同而表现形式不同，如“百发百中”与“百步穿杨”、“毂击肩摩”与“摩肩击毂”、“南辕北辙”与“北适话楚”（这种情况是否算一个成语存在争议）。
《战国策》语言的手法对汉赋有一定影响，包括：委婉托讽，铺陈，夸饰。不少学者认为书中那些纵横家的进言本质便是辞赋，换言之，后世辞赋直接源于《战国策》说辞。在姚鼐的《古文辞类纂》中，《楚四·庄辛谓楚襄王》一篇直接被归入“辞赋类”。《子虚赋》、《大人赋》的浪漫主义色彩便是继承于此。他在《秦一·苏秦始将连横说秦惠王》中，苏秦在称赞秦国的强悍实力时，是以推崇四境之固作切入点，这种手法对后世京都赋影响极大，《两都赋》、《二京赋》等都是先分述京都四方的景象，而后描写京都的富庶之态。北宋的苏洵曾在《谏论》中提到“苏秦、张仪，吾取其术，不取其心”，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他的文风的渊源。
对汉赋产生较大影响原因是多方面的。除了汉初和战国两个时代的某些社会矛盾和审美观念的相近以外，还有一个，就是《战国策》作为史书必须要受真实性原则的制约，史官须以尽可能客观的态度对待史实，而汉赋更多的也是如此，不像其它文体那样注重表现主题，所以往往容易采取史家的笔法。
《战国策》对史书有一定影响，因为在这部书中才出现了以人物为中心的纪传体雏形，到《史记》时这种纪传体正式形成。更重要的是，原书作者（或作者们）在整理此书的过程中，往往加以自己的评论和观点，如《齐一·邹忌修八尺有余》在篇末用一句话加以总结：“此所谓战胜于朝廷。”，还有《楚一·江乙说于安陵君》篇末也有“君子闻之曰：‘江乙可谓善谋，安陵君可谓知时矣。’”。这其实是借他人之口表达作者观点。这些评论，或直接表达，或借他人之口，长者一二百字，短者七八字，多是据事而论，可以说这些评论已经奠定了后世“论赞”体体式的基础，汉代司马迁正是在这个基础上，确立了“太史公曰”这种论赞形式，开了后世论赞之先河。
《战国策》的语言风格、修辞手法和文采，以及着力推动叙事发展的人物语言，均对后世文学产生了相当的影响。如同样是记载乱世的小说《三国演义》，魏蜀吴三家谋士为求利益，将纵横家再现于世。三国中的名篇“诸葛亮舌战群儒”中，诸葛亮论辩咄咄逼人，以独到的政治眼光对当下局势做出准确判断，同时短句、排比对偶句的运用使得语言简洁明快，理直气壮。不仅在风度上压倒对方，论辩语言和论辩技巧也更胜一筹，以致对手有口难言，可以说是受战国策士语言风格的影响颇深。此外，由于全书一些篇章已经具有了一定的小说因素，其内容和写作手法也启发和影响了后世许多种类的小说，诸如讽刺手法对谴责小说的影响，侠肝义胆对侠义小说的影响，虚构夸饰对传奇小说的影响，以人系事对史类小说的影响，铺张扬厉对赋小说的影响，引类譬喻对寓言小说的影响等。
2、古汉语
《战国策》作为先秦典籍距今已有几千年的时间。其中的语言在发展中会随着时代的变化赋予一些新的形式和意义，但是在变化的过程中还保留着古代汉语的一些特点，这对于研究古汉语有其意义。比如当下表述语义时多以双音节词为主，但是在上古汉语中是单音节占主要地位，即一个词只需要一个音节就可以表示清。《战国策》成语中也体现了单音节占优势的特点，每个单独的音节都可以表示一个意思。如《燕三·燕太子丹质于秦》：“此臣日夜切齿拊心也，乃今得闻教。”“切齿拊心”每个音节都表示一个词的含义，意为咬紧牙齿，拍击心胸。形容痛恨到极点。
3、战国策派
20世纪40年代初，抗战最紧张时期，国府统治区曾有一个涉及哲学、历史学、文学、政治学、文化等多个学科的综合性学术文化流派，包括许多著名学者，因核心人物创办的《战国策》半月刊而得名。其产生一定程度上可以认为是关心国族存亡与文化发展的知识分子之深重的危机意识与强烈的焦虑感所导致的结果。他们抱着“民族至上，国家至上之主旨，向吾国在世界大政治角逐中取得胜利之途迈进”的主旨，认为“战国以前的‘刚道文明’、‘士大夫’精神值得认真继承；这种刚道文明在秦汉以后渐趋消亡，中国文化也因此变成了一种‘无兵的文化’；随着皇权统治日益巩固，民众地位严重下降，导致中国社会如一盘散沙般缺乏向心力”。这个流派思想在后来争议较大，有一段时间甚至被认定为法西斯学派。
作者之争：
《战国策》是一部汇编文集，原文章的作者已不可考，清代牟廷相最早提出《战国策》作于蒯通，20世纪30年代，罗根泽也提出类似观点，还有人认为由《蒯子》 和《主父偃》拼合而成。而中书六号《国策》等，是各种抄藏本的题名不同；刘向编录《战国策》时，依据的蓝本，特别是“国别者八篇”，蒯通的论战国权变的八十一首。但这些说法都缺少确凿证据，仍然只是一种推测。因为《战国策》文体不一、内容重复冗杂，不仅不像是单人创作，甚至不像是有组织的集体创作。
大部分研究者都认为《战国策》不是一时一人所作，如李叔毅指出“《战国策》是战国时代研讨扭转危局之术的人所搜集的学习资料。”何晋也认为，“《战国策》是好些批零散的材料……编著这些材料的人，大部分是学习揣摩游说辞令的游说之士。”或者说，《战国策》是战国纵横家演讲稿或学纵横者所著的可能性最大。
全书在刘向之前的编辑和整理应包括私人和官方两个层面。私人整理可能是游士群体进行的。官方层面应该分为诸侯王和中央政府两个层级，地方诸侯王中以淮南王刘安与《战国策》关系最为密切，刘向所见《修书》即出自淮南地区。汉武帝对战国故事的分类抄录，也为刘向编校工作奠定了基础。
《战国策》成书年代同样难以考证，可能在秦统一以后，还有人认为成书于汉初，因为书中“于秦之秽事，不甚避讳。《秦策》详记吕不韦立子楚事，《楚策四》更言嫪毐乱秦事。皆秦人所忌讳者，则其著作时期当在汉初矣”。换言之，《战国策》中一些史实乖违的故事，无论是游士练习之作还是出于后人揣拟，它们被收入《战国策》中都体现了编辑者并不熟知相关史实，这也从侧面表明战国故事编辑、整理的时间不会太早。还有一个侧面证据是成书于汉初的《战国纵横家书》与《战国策》存在交叠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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